【犊牛专栏】犊牛肺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兽医病理学的角度来看，犊牛肺炎指的是犊牛肺脏及各级支气管发生的急性渗出性炎症。近些年在许多文献及临床上多用牛呼吸系统疾病(BovineRespiratoryDisease，BRD)代指。事实上，BRD包含许多种类，不同的分类标准往往给出不同的名词，如支气管肺炎、胸膜炎、肺脓肿、间质性肺炎、肺脏肿瘤、肺栓塞、急性肺水肿和肺气肿(ABEPP)、吸入性肺炎和寄生虫性肺病等，目前业内尚无统一且明确的分类标准。犊牛肺炎通常指支气管肺炎及胸膜炎，根据其渗出物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化脓性、纤维素性和干酪性肺炎。从发病机制来看，犊牛肺炎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疾病，实验室条件下单独感染某种细菌或病毒并不会导致犊牛发生典型的肺炎症状，其发病符合“病原-环境-易感动物”相互作用的理论（图1）。

犊牛肺炎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相关病原的发病机理的探索及疫苗的开发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研究者Jericho和Langford发现让刚断奶的犊牛吸入含有Ⅰ型牛疱疹病毒(BHV-Ⅰ，或IBR)的气溶胶，大约4天后再让这些牛吸入含有溶血曼氏杆菌的气溶胶，可诱发犊牛的纤维素性肺炎，这是在国际上首次阐述犊牛肺炎发病机理的报道。其后，其他研究者发现使用携带副流感病毒3型（IPV3）的气溶胶攻击犊牛呼吸系统，再用溶血曼氏杆菌攻击也可产生相似的病理学过程，但犊牛单独接触IPV3或溶血曼氏杆菌气溶胶都不会发生肺炎。此后又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试验证明，与断奶、运输、环境温度等犊牛肺炎的风险因素相比，更重要的是犊牛同时接触了细菌和病毒，并且接触两种病原的间隔时间在4天以上时就会发生肺炎。因此，在这4天时间里，病毒可能造成了犊牛呼吸系统的损伤，使其更容易受到一些细菌的感染。一些试验研究表明，给犊牛提前注射某些细菌和病毒的疫苗，可以减少犊牛发生此类肺炎的几率，这使得人们相信注射疫苗可以极大控制犊牛肺炎的发病率。因而在接下来的20年左右，基于这些结果，国外针对犊牛肺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各种肺炎致病菌的毒力、发病机制以及针对这些致病菌的疫苗研制等方面。在这段时间内，牛呼吸道合胞体病毒(BRSV)、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1型和2型）、睡眠嗜组织菌等也被相继认为是犊牛肺炎的主要病原，并且也开发了相关的疫苗产品。

尽管对犊牛肺炎的致病微生物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也采取了相对全面的免疫措施，但当时美国犊牛肺炎的发病、死淘率仍然不尽人意。有人发现，在一些肉牛育肥场，犊牛到场后同时去势会使肺炎发病率明显增加。另外在犊牛断奶或混群的同时注射疫苗，反而会增加断奶后肺炎的发病率，这说明犊牛肺炎的发病原因远比之前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其中不仅仅是某些致病微生物的影响，因此也并不能单靠疫苗来解决。此后，牧场逐渐认识到管理因素对于犊牛肺炎的重要性，比如各种应激因素的控制、设置断奶过渡期、建立育肥牛入场流程、断奶前预防性给药等。

在犊牛肺炎的诊断方面，兽医专业出身的从业者常提到“视触扣听嗅”的方法，但在临床实践中往往把理论知识抛掷脑后。体温计、听诊器等必要器具不见踪影，通过视诊判断犊牛是否发烧的“蒙古大夫”随处可见，其准确性可想而知。随后，国外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设计了不同的疾病评判标准，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BRD评分系统等。这套诊断工具也由勃林格公司引进后在国内进行了推广，这为牧场员工尤其是非兽医专业出身的人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依据，通过这些指标可以对犊牛肺炎做到早期揭发，尽快采取治疗措施。此外，近年来如超声诊断技术、热成像技术等在国外也逐步得到应用，为犊牛肺炎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更精确、有效的工具。PCR、免疫组化等实验室技术也被相继应用于犊牛肺炎致病微生物的鉴定。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用于犊牛肺炎治疗的药物主要有青霉素、土霉素、氯霉素、氨基糖苷类（庆大霉素等）、磺胺类药物等的单独或联合用药，某些牧场甚至还会使用人药治疗犊牛疾病。这些药物一方面缺少对犊牛肺炎适应症的研究，或说是超标签用药，常常超剂量使用或造成某些副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使用，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耐药性，治疗效果不甚理想。从80到90年代开始，一系列适用于犊牛肺炎的抗生素逐渐推向市场。国外首先用于犊牛肺炎的新一代抗生素是1988年上市的头孢噻呋钠，此后又相继出现了恩诺沙星、氟苯尼考、替米考星、泰拉霉素、加米霉素等。新一代抗生素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犊牛肺炎治疗的用药习惯，通过选择一些长效抗生素，患病犊牛不需要进行每日注射治疗。这些抗生素的说明书上也添加了治疗犊牛肺炎的适应症，兽医在进行临床治疗时有了明确的参考标准，如氟苯尼考、加米霉素等抗生素也明确说明对于犊牛支原体性肺炎有效。此外，随着人们对炎症作用认识的增加，抗炎的概念也被应用于犊牛肺炎的治疗，有越来越多的牧场选择在使用抗生素的同时配合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如美达佳，作为缓解肺炎临床症状的支持疗法。

纵观国内外近几十年的统计数据，在犊牛肺炎的发病和死淘率上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改观，相反在某些年份的发病率还有所升高。尤其在某些牛奶产量很高的牧场，犊牛疾病的控制却不太令人满意。这一方面表明犊牛肺炎的防控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员、技术等加以解决；另外，这也说明或是未真正理解犊牛肺炎的发病机理，或是努力的方向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再或是牧场没有真正重视犊牛健康的重要性。在一些牧场，许多断奶犊牛已经表现了明显的肺炎早期症状，但员工们对该问题的严重性却不以为然，可能认为只要这些犊牛未死，犊牛部门的绩效指标就不会超标。假如牧场的管理者不认识到犊牛肺炎的重要性，或者不愿意投入太多成本控制其发病率，则没有任何先进的技术或者专家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需要避免成为“theelephantintheroom（房间里的大象）”。

犊牛肺炎的防控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或多或少涉及一些社会因素。事实上，仔细观察各个牧场的兽药目录就能发现，牧场兽医在治疗犊牛肺炎时可选择的药物或方案非常有限，仅在三五种抗生素间交替使用。但由于兽药法规、抗生素残留等因素的限制，一些呼吸系统类药物诸如呼吸中枢兴奋剂、β受体激动剂、支气管扩张剂，止咳化痰类药物等在临床上难以得到应用。这种药物选择上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抗生素的滥用，再加上某些兽药销售人员的推波助澜，如新生犊牛无论临床症状如何，均全群注射抗生素的情况屡见不鲜。此外一些牧场在制定流程时，会将每月或每年的药费列入制定的考核指标，这也使得一些兽医进退两难。不过牧场已经逐渐认识到，在当今奶牛或肉牛饲养模式下，若要追求更高的生产成绩（产奶量或日增重），就必须重视犊牛健康，这也是促使当前兽医学继续对犊牛肺炎开展研究的动力。

与国外同行相比，国内奶牛及肉牛兽医学的发展在理论知识及临床诊疗水平上还存在一些不足。此外，与人类医学及其他物种的兽医学发展相比，由于某些特殊性，与奶牛疾病相关的临床兽医学发展也相对迟滞。因此，今后可能会有更多其他医学同行的理论、经验和技术被借鉴到犊牛肺炎的临床实践中，如病理学诊断、血液分析、呼吸监控、雾化给药等。在未来，科技的进步将对犊牛肺炎等临床疾病的防控带来质的改变。新的技术和工具将被应用到临床中，包括疾病远程监控、高免疫力基因的筛选和品种培育、机器智能识别病牛、循证医学、代谢组学等学科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上的应用等。例如，通过智能设备随时监测犊牛体温、采食饮水量、运动量等指标的变化，可实现对犊牛疾病的远程监控，与人工观察相比，大大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疾病的早期揭发率。大数据的时代即将到来，未来甚至可以通过对某一头新生犊牛遗传信息的分析，预测其将来发生肺炎等疾病的概率，从而尽早采取预防措施。

尽管上述新技术的发展为犊牛肺炎防控的未来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对犊牛肺炎的重视程度，最终的问题可能不是“这能不能可行”，而是“这到底值不值得做”。正如美国学者RobertSmith所讲：PerhapsthefutureofBRDcontrolwillbedeterminedlessbyscienceandmorebywhetherconsumersbegintodemandmeatandmilkfromcattlethatstayhealthy（或许BRD的未来不是由科学决定的，而取决于牛奶和牛肉的消费者有多大程度会关注牛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