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半年，全国由南往北陆续发生多起蛋鸡致病性H7N9流感疫情，而自2013年上海出现第一例人感染H7N9病例以来，一波一波的疫情使人民群众“谈禽色变”。部分疫情和病情被过度渲染和放大，加上部分地区的有关部门和个人采取的防控和整改措施有诸多可商榷之处，诸多因素作用给全国的从业者带来了重大损失。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H9和本世纪初的H5，致病性流感病毒始终是危害养殖业和人身安全的毒刺。养殖业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问，应对禽流感为什么这么难呢？
1、“你看不清我。”
早期，禽流感病毒难防难控有一定的客观原因。首先是科技的时代局限性。现今最准确和最权威的诊断方法PCR和测序比对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应用。传统施行体表症状和临床剖检已不足以高度确诊多数病例，尤其是在多种并发症下会出现相当高的误诊率。传播迅速的病毒在诊断低效的状况中其危害性不断放大。其次，不同于寄生虫和细菌，病毒的几大特性决定其特殊的防治“待遇”。第一，病毒颗粒极其微小，无法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第二，构造简单，一般仅有蛋白质外壳和核酸内容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变异和进化能力极强。
禽流感病毒外壳的两种蛋白决定了其抗原性，分别是血凝素（H）和神经氨酸酶（N），以血凝素（H）抗原性最强，H9，H7，H5亚型都有一定程度的致病性。同一亚型毒株会在其进化方向发生变异，而不同亚型在长时间混合流行后会出现基因重组和突变，产生新的毒株、亚型或者发生致病性的改变。
2、“你抓不到我。”
H5亚型在20年间已经进化出三个基因型0-9十个分支。中科院、哈兽研、华南农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H7N9就是一例在不同型病毒间发生重配，在传播期间与我国境内流行的H9N2病毒再次发生重配，进而产生了对人的致病性；随着毒株继续变异，由对家禽无致病性或低致病性变异为高致病性。目前在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各型低致病性和高致病性毒株共存流行的情况，均存在继续变异成为高致病性毒株或新的致病性毒株的可能。
我国对病毒性疫病的防控手段主要有免疫和扑杀。在目前国情下，扑杀和无害化处理难于做的彻底，往往引起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疫苗成为我国最重视和广泛应用的“杀手锏”。而病毒的持续进化和变异给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带来相当大的挑战。以目前应用最广泛的H5疫苗为例，研发过程中将当前流行的H和N与人流感的六个基因构建一个无致病性重组毒株，以该重组毒株为抗原制备灭活疫苗投放市场。显而易见，疫苗的生产必然有一定的滞后性以及风险性；在这个空档期里病毒的传播“快步前进”，造成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损失都是巨大的。必须警惕的是，在针对性疫苗投放之前，个别场（户）急于挽回损失，盲目用药和私自外运销售等反而给疫情的扩散添柴加火。
3、“你管不住我。”
实践证明，注射针对性疫苗可以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和发病率；然而，疫苗不是万能药，在生产生活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不科学、不严谨的漏洞，给病毒以可乘之机。
首先，目前我国禽、蛋生产仍以中小规模场（户）为主。受制于成本、周边环境、意识等因素制约，存在必要设施的缺失以及管理制度的空白等缺口。例如人员进出随意且出入口没有可靠的消毒设施，场区布局不合理，不合理用药等。另外，政府部门的监管措施存在商榷空间。基层政府囿于各种客观条件，在日常监管中投入的人力和财物不足，政策要求难以及时有效地落实，留下了一定的隐患。最后，有关部门的疫情处置政策不够周全，除了控制疫情，保持社会稳定外，也要兼顾疫点、疫区和从业者的利益。2013年人感染H7N9病例多发，有关部门不约而同采取的强制休市措施重创活禽和禽蛋市场，广大养殖企业和场户苦不堪言。据统计，仅2013年4月禽业损失230亿元，2017年一季度损失400亿元。
4、“你想战胜我？”
在我国防治动物疫病的历史上有数次成功消灭流行性疫病的成功先例。在1956年建国初期，彭匡时先生带领技术人员成功扑灭净化了OIE目录A类疫病的牛瘟。在技术手段更加先进、观念认识更加全面的新时期，研究出效果显著、成本可控、生态安全的综合防控措施是可期的。
4.1更加科学的养殖模式和防控理念
根据党和国家高层政策的指引和《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的展望，养殖业要向地域集中化、规模集约化、管理标准化、设备自动化等新方向进行供给侧改革和升级，要一改传统散、小、乱、脏的落后印象。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相交于传统落后的场户，在综合管理、疫病防控、粪污处理等方面有先天优势，能够向市场供应卫生安全、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的禽蛋、禽肉等产品。
中国人素来认可“民以食为天”，农产品的最终用途还是要为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服务。因此在新时期保障畜牧养殖业健康发展不仅仅是农口部门一家之责。发改、财政、国土、规划、交通、环保、质监、商务、卫生、公安等多部门都应为畜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健康分担相应的职责。而疫病防控不能仅仅针对已发疫情采取行动，而是应当把工作重心从控制结果向控制过程转变。把握疫病流行的趋势以及传播途径，从引种、调运、饲养、生产、加工、贩售等各环节查缺口补漏洞，树立并学会运用立体的疫病联防联控理念。生命健康无小事，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溃堤。
4.2更加主动的舆情引导和回应措施
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模式和途径得到了前所未有扩展。通过各个社交平台，每个个人和单位同时具备了信息的制造、传播、接收的三合一身份，也成为各种不实报道、无据谣言等滋生的土壤。
政府部门针对重大动物疫病都出台了日常防控工作部署和疫情应急处理机制。人民群众出于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也应当对其有基本了解以及培养一定的科学素养，学习初步鉴别繁杂的信息。这需要畜牧兽医、卫生、宣传、媒体、公安、网监等多部门共同协作，在加强科普宣传基础上即时掌握舆情动向，对在朋友圈、群、微博等上发布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信息主动求证并通过权威渠道公布真实情况，将社会不稳定因素尽可能降到最低。对已造成不良影响的应追溯信息源并将相关情况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4.3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配套制度
在政府主导的疫情应急措施中，应注重各方权益的均衡考量。疫情面前，养殖场户、兽药饲料企业、屠宰场、商贩等行业上下游同为受害者。简单粗暴的强制扑杀和强制休市是暂时斩断病毒扩散的良药而非灵药。
现行法律法规对基层政府、畜牧兽医相关部门、养殖场户等规定的责任义务较多，而可享受的保障不足。法规中对地方政府、兽医行政部门、畜禽业主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责任范围，但对人员物资保障、善后补偿等方面语焉不详，或者缺少强制落实制度，或者与实际生产脱节。如基层动物防疫部门人员不足或被借调，经费不足以及拨付不及时，对病死动物的处置和补偿标准过低等。导致少数场户和地方政府选择消极处理或内部解决，客观上助长了疫情和病毒的扩散。
4.4更加进步的管理意识和前瞻能力
在行业内部要求上档升级、人民群众要求绿色健康的多重作用下，我国畜牧养殖整体规模已经趋于平稳，但是养殖参与主体在慢慢发生改变，暨规模化企业、标准化养殖场正在逐渐成为产量输出的主体。政府和畜牧兽医管理部门的角色从家长型、保姆型向服务型、引导型悄然发生转变。
实力企业和标准化养殖场具备越来越高的管理水平、全面防范意识和抵御行情波动的能力。2009年实行执业兽医资格全国统一考试以来，人才队伍的日益壮大，动物诊疗、疫病防控走向社会化也已经开始了探索的脚步，有望为养殖场户和社会提供更加专业化、优质化和个性化的服务。
2013年我国南方发生人感染H7N9之时正值SARS爆发整整十周年。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造成了全国范围的恐慌，传言纷乱，正常生产生活几乎停顿，损失无法估量。十数年来，全国应对H5N1、H1N1、H7N9等公共卫生事件愈发沉着冷静，应对成果也愈发显著。疫情和各种事件既是危机也是转机，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处置过程公开透明，资源调配科学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