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生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的8个月之后，生物安全似乎已不再是每个人心中唯一的防控方法，一些民间的“土方法”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这些方法又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时间来到2019年，非洲猪瘟已然实现了“中国化”，这里也包括防控的“中国化”。
一个新事物从文献里跃然于现实之中，随着对它的认识越来越鲜活、具体，无论是对抗它的态度还是采用的方法都发生了可见的转变。
无可厚非。解决问题需要实事求是，现实在不断变化，固有的认知自然需要顺应当下的需求进行更新。
比如最开始奉行的“清小保大”、“严格扑杀”、“生物安全是唯一的方法”的观念最近变得有些松动：许多有条件的大型规模猪场严格执行丝毫不敢懈怠，有的甚至表示生物安全已经几乎做到了spf级，却依然失败了；有幸未发生的猪场仿佛是张牙舞爪地与空气战斗了许久却不知黑夜中的魔鬼何时到来，在这种长期无形高压下疲惫不堪精神崩溃；而另一边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些条件不那么好的散养户反而安然无恙。
这些都引起了业界思考。生物安全只有0分和100分，完全套用是否符合当下现实？如果非瘟在我国“蓝耳化”长期存在如何应对？非洲猪瘟的防控是否也可以考虑生物安全以外的范畴？有没有一种不那么高压的方法？
自古以来智慧从群众中来，在中国更甚。非洲猪瘟发生8月有余，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在搜寻“简单一点”的防控办法了。非洲猪瘟在中国已然立足于猪场自身的需求，突破了条条框框的固定认知，也超越了常规的理论限定。跳出西方的思维定式，一些原理不明，但貌似有效的防控方法开始在养猪界被发明且流传起来。
笔者大致了解了一些：
中药、微生态制剂：提高猪群本身体质和抵抗力
恩诺沙星等氟喹诺酮类药物：某学术文章在细胞层面的实验得出抑制非洲猪瘟病毒DNA复制的结论
特别的发酵床：散养户自配菌种改变猪场内环境的神奇操作
大剂量注射新城疫疫苗：诱导猪自身产生干扰素抵抗病毒入侵
大蒜：拌料食用对营养和免疫力角度或有间接作用
仿佛非典时期的盐和醋，因为非洲猪瘟的发生，使得各种消毒剂销量狂翻十几倍，而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精神，以上这些“土方法”也着实让一些相关产品一并受到了欢迎。
可问题是，消毒剂自然有消毒剂的作用，这些民间方法又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毕竟重压之下，猪场难免急病乱投医，即使是安慰剂，为了睡得安稳一点也有人愿意买单。这些压力不仅仅体现在小猪场身上，规模场更甚，只要有方法都想尝试。这就使得有些方法可能就是披着科学的皮“蹭热点”。
但另一方面，也许有些方法从西方科学体系的角度乍一看有点无厘头，甚至让人觉得就是“伪科学”，而实践中或许它就是“莫名其妙”的有用。比如一些围绕提高猪体健康程度和抵抗力的方法甚至得到了业内专家的推荐和认可。
无论有效与否，笔者个人认为在不违背对车流、猪流、人流、物流严格控制，提高生物安全意识和措施的基本方略前提下，在防控思路上做创新尝试是值得鼓励的，但如果要进行推广应用则依然绕不开验证真伪、探寻原理的问题。
许多人介绍其方法时均表述为：采用了这个方法的猪场都没有发病，或者周边猪场都疑似发病了唯独用了这个方法的猪场完好无损。
这些都不能作为有说服力的证据：非洲猪瘟是一个高度接触性的传染病，不像蓝耳病那样凭空气可传播几公里；而且猪场条件千差万别，变量极多，难做对照参考，因此即使周边都发病了，该场没有发病也不代表是这个方法有效，也许就是病毒没有传播进去呢？而且有一些并没有对猪场做非洲猪瘟检测（自检也没有做），作为对照例证的猪场发病是否就是非洲猪瘟也值得怀疑。
鉴于非洲猪瘟的特殊性，当前国家对于其采样、留样、研究都是严格管控的。猪场和企业都仅能自检无权确诊，且仅有国家规定的5家实验室可以进行非洲猪瘟病毒实验。因此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些方法的权威临床验证结果，土方法也就仅能停留在“土”，相关产品则得以在宣传上“疯狂暗示”。
在有说服力的验证结果出来之前，猪场选用产品或许需要认真辨别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