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群的野猪下山进村，这在往年是不多见的。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转好，野生动物种群也逐渐扩大，对于已经没有天敌的野猪来说，它们已成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野生动物之一。
在中部某省山区，水稻开始抽穗的时候，69岁的老杨便睡在地头， 一守就是20天。因为睡不好，蚊子太多，老杨难以坚持，就从网上购买捕兽套，下在稻田周边，最终捕到三头野猪，便宜卖了来弥补损失。
“我知道捕野猪违法，但没办法啊。”11月19日，老杨对澎湃新闻说，他的全部收入，是打理全家十亩地。其中三亩稻田，因为挨着山脚，近三年总被野猪祸害。
国内多地山区村民正面临和老杨一样的苦恼。他们在地里插稻草人、鸣喇叭、放鞭炮、夜里起来驱赶，甚至睡在地头，收效却一般。多地甚至还频频出现野猪伤人事件。
为保护群众财产，四川、安徽等多地成立狩猎队，调控野猪数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今年5月的通知显示，全国14省份正开展野猪危害防控综合试点工作。
有野生动物专家指出，人和野猪乃至野生动物究竟该如何相处，已成为重要的科学和社会管理问题，也需要人类更多的思考和智慧。
11月19日，81岁的河南省信阳市山民李建春告诉澎湃新闻，近三年，野猪越来越多。“野猪一年两窝，在我们这也没有天敌，发展特别快。”他说。
澎湃新闻在李建春所在山村田间行走，看到不少野猪的新鲜脚印和拱痕。许多稻田里，都插有挂着衣服或塑料的竹竿。在一片已经收过的红薯地，有一大片草灰。
村民为防野猪，在红薯快成熟时，在地头点燃的木屑再用湿草覆盖，形成浓烟来驱赶野猪。然而，尽管每晚都点这样的烟堆，红薯地还是被野猪糟蹋光了。
四川、安徽、河南等多地的村民介绍，野猪都是在玉米、花生、红薯这些农作物快成熟时才下山来吃。为驱赶野猪，村民们有放喇叭、放鞭炮的，也有在地里装电灯的，但野猪很快就不再害怕。
还有村民因放鞭炮吓野猪被派出所传唤，因为当地禁燃鞭炮。
“以前看到，都是一只两只。现在，经常大猪带着一群小猪，也不怎么怕人。”李建春说，夜里狗一叫，他就起床吆喝驱赶野猪。
但今年家门口种的花生和红薯，仍然被祸害完了。“俗话说，一猪二熊三老虎。野猪可能吃得不多，但连踩带拱，破坏力很强。”
离家远些的那块稻田，李建春明年不计划种了，“种也是白瞎”。
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小南京村山民邵贤宇养鸡三年，鸡场就在小山脚下。今年7月，野猪多次将鸡棚铁丝网拱开，钻进去吃饲料，还咬死踩死数百只鸡。
“咬死的鸡它很少吃，吃也是只吃内脏。”邵贤宇说，野猪多是晚上来，但有两次，他白天去喂鸡时，发现有吃饱的野猪就躺在鸡棚里睡觉，一被惊动，就掀开铁丝网跑了。
鸡场的狗曾被野猪咬伤过，后腿留下伤疤，如今看到野猪，只敢叫不敢上前。这样的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金寨县山民李开成介绍，他家住在大山里，往年山里野猪也不少，但很少到村民居住区。从去年开始，可能野猪太多，山林里的食物不够，也不怕狗了，就经常过来。他家的鸡和鸭，被吃掉咬死几十只，种的红薯也被毁光了。现在虽然已入冬，还有七八只野猪在他家附近活动，吃山上的冬笋、葛根，“有时，就当着你的面，在你门口活动”。
李开成说，周边村民每家附近都有野猪活动，大家也没什么办法。
“我就是被逼无奈，才捕野猪的。”中部某省山民老杨介绍，他打理全家十亩地，每年净收入数千元。去年，山脚的三亩稻田因野猪减产有三分之一，让他心疼不已，“糟蹋的那些，都够我每年的口粮了”。
这几年，每到水稻抽穗后，老杨就睡在地头，敲脸盆吓野猪。因为蚊子太多，20天后，身体吃不消的老杨，思前想后，从网上购买5件地套，下在稻田周边。后来，老杨捕到两大一小三头野猪，大的两百多斤，小的五六十斤。他还捕到了猪獾、刺猬、野兔。为弥补损失，老杨将野猪便宜卖了，换来两三千元。
公开报道显示，这几年野猪伤人事件频发，因非法猎捕野猪获刑和捕野猪电网电死人的事件，也并不鲜见。老杨直言，自己也害怕被抓，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辛苦种的水稻被毁啊”。
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仅今年9月份，就有安徽歙县，甘肃文县、清水县、舟曲县，宁夏海原县，安徽明光市，河南渑池县，黑龙江牡丹江市等多地网友反映野猪成灾问题。
官方回复中，歙县表示璜田乡将加快组建狩猎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安排好狩猎野猪工作。渑池县表示英豪镇将组织猎捕队适当捕杀。
而四川、安徽等地此前已成立狩猎队，调控野猪数量。
11月21日，安徽金寨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蒲发光告诉澎湃新闻，因群众反映强烈，为调控野猪数量，2006年，金寨县成立狩猎队。截至目前，开展过5次猎捕野猪行动。前几年因非洲猪瘟，暂停捕猎。以前，猎捕到的野猪由狩猎队自行支配。2020年野猪被列为禁止食用，今年猎获的野猪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10元/斤进行收购，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收购经费经审核认定以后由县财政统一支付，作为狩猎队员的劳务补贴。
蒲发光介绍，野猪猛增，主要原因是近些年保护力度提高，生态环境恢复，野猪的天敌豺狼虎豹等不复存在，群众搬迁下山，野猪繁殖能力强等。
蒲发光表示，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当地和科研机构常年有合作，每年都在全县范围开展野猪专项调查，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和平时的调查估算，该县约有4000头野猪。今年，金寨县林业部门申请猎捕400头(10%)野猪，经省里审批，第一批200头。
蒲发光强调，保护区严禁狩猎，狩猎队必须在规定区域猎捕野猪，而且严禁狩猎其他动物。其解释，狩猎野猪必须用枪，因使用夹子、套子等，会伤害到其他野生动物。
金寨县狩猎队队长汪家如今年53岁，祖辈曾是猎人，十几岁时，他就跟着捕猎。他介绍，全队现有16名队员，分为四个小组。想加入狩猎队，必须是省政府划定的狩猎区里25岁至60岁、具有狩猎和持枪经验的农户。不允许公职人员及城镇居民加入，参与人员也不能有劣迹;队员还要做体检，层层报批审核，办理狩猎证和持枪证，进行培训、实习和考察;不但考察技术，还会考察队员性格是否稳重，有没有一定的体力、一定的奉献精神等。
汪家如介绍，枪支由派出所保存，每次猎捕，当天取枪，当天归还。每次捕猎，不能低于两人，枪弹分开保管，见到野猪才能上膛，确认是野猪才可以开枪。
“野猪难打、也很辛苦，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每次平均要走二十里山路。”汪家如告诉澎湃新闻，最近天气较干，猎狗不容易追踪气味，树叶还没有落光，视线不是很好。而且，狩猎队三四年没有猎捕野猪，队员和猎狗都有个适应阶段，要适应天气，适应环境，适应强度。今年从11月15日开始猎捕，截至11月22日，共捕获24头野猪。
汪家如介绍，捕猎野猪，追踪很重要，主要靠猎狗闻气味和队员查看痕迹。“特别猛的狗，冲上去就咬住不放，(这类猎狗)很容易死亡;聪明的猎狗，会围着野猪打转。狗把野猪围住后，队员就要发起冲锋，跑快一点，三五分钟赶到，否则野猪就跑掉了。”
队员们一般会在距野猪二十米外开枪，狩猎队从未发生过队员被野猪伤害等安全事件。汪家如说，以往狩猎到的野猪由猎人自己处理，现在交给政府无害化处理，毛猪每斤政府补贴10元，收入有所下降，但“仍比干农活强一些”。
澎湃新闻获取的文件显示，今年5月24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通知称：为切实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科学处理好保护野生动物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在前期河北、山西等6省份开展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基础上，增加辽宁、黑龙江、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宁夏8省份开展野猪危害防控综合试点工作。
该通知要求各地从摸底调查、种群调控、主动预防、检测预警、补偿措施、管理培训、舆论引导等方面，编制综合试点方案。还要求各地主动征询该局野猪防控专家组单位(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自然保护地研究所等)意见，接受其技术指导，开展狩猎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探索猎捕结束和猎获物处置方式等。
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第一批试点省份的通知，也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今年早些时候发布。关注野猪防控的人士说，因猎捕野猪涉及枪支管理，一些地方比较慎重。
蒲发光告诉澎湃新闻，金寨县已向安徽省申请，成为试点县。他的办公桌上，有外地林业部门请求来学习经验的介绍信。“打电话咨询的更多。”蒲发光说。
“野猪泛滥，说明我们野生动物数量在逐渐增多，是件好事。”11月21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向澎湃新闻表示，野生动物是需要管理的，因为从现在生态系统看，有些食物链环节是缺失的。
张劲硕称，进行科学管理，需要搞清楚野生动物基本的数量、种群、年龄结构、繁殖周期等，要有足够的研究数据。目前，国内野猪研究专家极少，对目前野猪的现状，生态学的问题，缺乏足够研究，这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
如果某地野猪增多，它对当地的破坏到底有多大?群众能承受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张劲硕解释，人和动物应该和谐相处，比如新加坡，在近郊甚至市区经常看到野猪，它也不会攻击人。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起人和野生动物间的信任，给它们一定时间和空间。”张劲硕举例说，像云南省，多年前就在做生态补偿，因此，群众对大象接纳程度比较高，要知道，大象破坏力比野猪大得多。“所以，对野生动物，还在于你多大程度去接受它。此外，我们对野生动物进行管理，很多科学管理方法应该由专业人士介入，制定一些措施、应急预案，包括向群众宣传如何安全防控，避免恐慌。包括对野猪进行麻醉，转移等办法。”
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已制定《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办法》，还有一些地方正推行野生动物致害保险。
西宁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认为，一些地方对野猪进行数量管控，传递出理性的观点，就是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纯粹为保护而保护，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控制，达到平衡的目的。干预和控制也是保护的一种，以往大家不太容易接受这个理念。现在，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针对有动物保护学者担心“开倒车”的问题，齐新章表示，站在不同角度考虑问题，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不能说这个担心是错的。有这样一个决策趋势是好的，当然，要在更多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还有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审慎做出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