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肉类等畜产品消费占食物的比重逐年提升，居民饮食结构也从过去的温饱型向营养健康型转变。受非洲猪瘟疫情、环保拆迁等因素叠加猪价下行周期影响，生猪产能大幅调减后猪肉以及消费替代的牛肉、禽肉等产品的进口量均出现大幅增长。随着生猪产能恢复和猪肉价格回落，如何利用好国际市场猪肉资源对调控国内市场、保障产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产能变动和价格竞争力影响我国猪肉进口贸易
2008年开始我国成为猪肉净进口国。2000-2007年猪肉贸易保持净出口，2008年开始连续12年进口量超过出口量，进口量从37.33万吨增加至2020年的439万吨，重大动物疫病、环保规制等因素叠加猪价下行周期导致2007年以来生猪产能发生4次明显下降，同时由于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导致国内猪肉价格竞争力下降，带动猪肉进口持续增加，并且每轮猪周期猪肉进口量均创新高。
我国猪肉进口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国内外成本竞争力差异导致猪肉进口呈现刚性，冻品和鲜肉价格差异在5元/公斤以上时进口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受重大动物疫病冲击导致国内供给下降猪肉价格快速上涨时，猪肉进口往往创新高;二是骨头类猪肉和猪杂碎进口呈现刚性，而号肉类和分体受国内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例如小排、前腿骨、后腿骨、胫骨等进口具有刚性;三是非洲猪瘟疫情后进口冻肉与国内鲜肉市场由平行向交叉影响发展。
2019年之前我国猪肉进口量约占国内猪肉产量的4%以内，2020年达到10.7%。尽管猪肉进口来源市场在“十三五”期间不断扩大，但欧美依然是最主要的进口来源。欧盟和北美合计占我国猪肉进口的比重接近90%。2008-2020年，我国累计从欧盟进口猪肉850万吨，占总进口的60.4%，主要来自西班牙、德国和丹麦，累计分别占总进口量的18%、15.2%、9.8%;北美是第二大进口来源，我国分别累计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猪肉241.6万吨、150万吨，分别占17.2%、10.7%。
随着“十三五”中后期南美猪肉对华出口的增加，进口市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截至2021年10月，允许对华出口猪肉的国家和地区共19个，近两年新增哈萨克斯坦和哥斯达黎加。2015年以前南美进口猪肉占比不足5%，2016年开始持续增加，2020年达到68万吨，占15.5%，其中自巴西进口48万吨，占总进口量11%。此外，我国每年还进口大量猪杂，猪杂碎进口量震荡增加，猪价处于低谷时，杂碎进口量会下滑，“十三五”前，一般猪杂进口量高于猪肉进口量，“十三五”期间，猪肉进口量明显高于猪杂。
适度进口可补充国内市场，过量进口则冲击生猪产业
适度进口有助于补充国内猪肉产品消费结构、稳定猪肉市场。猪价过快上涨时，适度进口猪肉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国内供给，另外一方面，通过进口转储投放，有利于保障猪肉市场稳定。同时，由于猪肉产品消费结构存在差异，骨头类、杂碎类猪肉产品发达国家消费量小，而我国居民猪肉产品消费结构多元化，互补型的猪肉产品贸易丰富了猪肉消费结构。
猪肉过量进口冲击国内猪肉市场和生猪养殖产业。“十三五”开始猪肉进口量逐渐增加，常态下月进口量保持着10万吨-20万吨，一般情况下三季度和四季度是冻猪肉集中出库高峰期，也正值国内出栏量高峰期，在国内供给充裕时，过量进口会加剧市场过剩的局面，导致猪价季节性反弹幅度较小、猪价持续低迷。美国、欧盟等主要进口来源地的生产成本低、猪肉价格优势明显，过量进口会给国内生猪养殖业带来压力。从长远角度来看，只要保持一定的价差，无论国内猪肉供需何种形势，企业的逐利经营都会推高进口，拉低国内猪肉价格，给国内生猪养殖企业和农户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猪肉进口过量将间接影响行业上下游。就上游产品来看，进口增加导致国内猪肉生产需求下降，生猪存栏减少，影响上游种猪生产、饲料生产、兽药等行业，玉米等饲料原料需求因而下降，玉米及饲料库存增加，价格将持续下滑，影响玉米等饲料原料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就下游产品来看，国外猪肉价格低，火腿等下游产品以及餐饮、批发零售业将会为更高的利润空间而采用进口猪肉，势必影响国内猪肉的市场占有率。
合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保障产业稳定
要合理进口猪肉，保障产业稳定，首先需要建立利用国内国外两种猪肉资源的有效机制。猪肉进口是调控我国猪肉市场供需的有效手段，要正确看待、合理调控猪肉进口。因此要持续完善中国生猪市场预警体系，为生产者提供更多获得市场信息资源的渠道，及时向社会发布猪肉进口预警信息，及时调整猪肉进口关税，合理引导市场进口猪肉，既能够平抑猪价，又可防止过度进口冲击国内市场。
其次，要加大产业支持力度提高竞争力。政府引导、鼓励、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强化研发适用于中国气候环境和养殖条件、满足市场需求的高效生猪品种，提高有效仔猪供应能力、PSY、饲料转化率。研发、推广适用于于中国养殖条件和生猪品种的现代化、自动化、实用经济养殖设施设备，支持中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
此外，还要完善逆周期调控机制。要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市场，既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也需要政府适度干预，猪价下行周期更需要生猪基础产能的适度干预政策。政府通过采取逆周期干预能够降低生猪周期性波动，干预的切入点和机制直接影响稳定的效果。以往周期支持政策多于猪价上涨时出台，虽然助推了产能恢复，但同时也导致非理性的补栏扩产，给下一轮周期的产能过剩带来风险，在猪价下行周期及时干预防止产能过度下降，有利于防止新一轮周期猪价的过度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