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前校长柯柄生8月1日在《农民日报》发表题为《如何认识中美贸易战中的大豆问题？》的署名文章，认为这次贸易战中，最值得警惕的，是防止豆粕价格上涨引起肉类生产下降，产生较大的肉类价格波动。
他指出，要及时研究如何扶持国内畜禽业发展，减少大豆进口加税对畜禽生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要防止成本变化与猪肉生产周期相叠加，导致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
据介绍，2017年，世界大豆出口总量为1.47亿吨，其中美国出口5900万吨，是最大的出口国；其他国家出口8800万吨，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我国进口大豆9553万吨，其中来自巴西5093万吨（占53%），美国3286万吨（34%），阿根廷658万吨（7%），乌拉圭257万吨（3%）。
“静态地从这些数据看，我国如果不从美国进口大豆，那么，即便把所有其他国家出口的大豆都买来，也不够我国的进口需求。”柯柄生称，我国现在的大豆进口数量，如果靠国内生产，把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所有土地都拿出来，也不够。
综合起来，可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从美国进口。那样的话，即便可以从别的国家多增加一些进口，也不会很多，其他国家不可能把所有的大豆出口都销往中国。这样，我国每年的大豆缺口，至少会有一两千万吨；二是继续从美国进口大豆，加征25%进口关税。
柯柄生表示，无论实际的情况怎样，都会引起大豆价格的升高，进而对畜禽生产造成影响，乃至引起猪肉和家禽生产的减少。
他特别指出，我国居民猪肉消费的弹性很小，一个不大幅度的数量变化，就会引起一个很大幅度的价格变化。2006/2007年间，猪肉产量减少了363万吨，减产幅度不到8%，而价格上涨的幅度却很大，在60%以上。
柯柄生还提及，曾几何时，面对进口大豆的大幅度增长，有些人忧心忡忡，说一旦产生国际纠纷，出口国会用这个当武器，卡我们的脖子。现在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对这种传统认识的彻底颠覆。这一点，可以算作这次贸易战带来的意外附加收获。
“这对于今后我国适当增加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减轻国内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似乎说明，在高科技产品国际贸易方面，可能是卖方市场（中兴的案例），而在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可能还是买方市场。”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