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辽宁沈阳、河南郑州、江苏连云港、安徽、浙江、黑龙江等地连续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将限制活畜禽调运提上了日程。随着国家“南猪北养”和“北猪南运”逐步转变为“南猪北养”和“北肉南运”的格局，这也将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生猪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我国生猪产业链条中，生猪交易和运输这一环节的交易量极大，特别是跨省交易、从生猪养殖区到消费区大范围生猪调动，90%以上是在这个环节中进行，对生猪价格具有控制性的影响，同时也是猪肉质量卫生安全和动物疫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
在生猪屠宰环节，我国生猪屠宰监管已较为规范，县级以上城市95%以上消费的肉品均来自定点屠宰厂。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数据，全国屠宰厂约为2万个，大型屠宰厂不到2000个。肉品批发环节中，主要是肉品批发业户从屠宰厂中批肉，向市场零售业户进行零售。按照我国人口的集中度和人均猪肉消费量计算，这个环节大约有200万以上的摊位。
据行业统计，到今年二季度末，吉林全省生猪发展到1590万头。今年以来，全省生猪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公斤11.24元，出栏1头110公斤育肥猪平均亏损150元左右，出栏1头550公斤育肥牛可盈利600元。
我国生猪价格最难掌控的是供求关系。但由于猪肉为日常消费品，供求关系中的需求基本固定，造成生猪价格波动的最大因素就是生猪养殖量的不稳定。生猪养殖量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信息不畅通所造成的。供需关系的信息在屠宰环节或生猪交易环节中断，难以反馈到养殖环节。通过对吉林省近几年来生猪养殖场调研得出的结论是，生猪养殖场增栏或减栏的判定依据基本只有一个，即生猪的收购价格。大部分养殖场采取反向操作，即生猪收购价格上涨，他们开始减栏；生猪收购价格下降，他们开始增栏，这种反向操作更加加剧了生猪价格的波动，导致生猪价格超过常规商品价格的波动。
对此，生猪产业可以借鉴肉鸡产业模式，以屠宰环节为主，逐渐向上下游产业延伸链条，达到生猪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的目的。通过扶持大型有实力的屠宰企业，成立类似于“原料采购并把关的部门”，通过商业合同的模式，与养殖规模相对较大，养殖水平、能力相对较好，疫病防控、畜产品安全有把握的养殖企业合作，签署“原料采购合同”，定时、定量、定价的模式往屠宰企业输送原料（生猪）。
这种做法一是能够有效缓解目前生猪价格波动过快、过大的局面；二是能够逐步形成区域养殖、区域屠宰、跨区销售冷鲜肉的优势，降低活猪运输带来的掉膘、死亡以及疫病防控等方面的压力；三是可以减少生猪产业环节，降低猪肉安全监管风险和成本；四是政府政策支持可以形成拳头，能够发挥更大效果，培育猪肉品牌，形成良好竞争力。但这种做法也会存在一些弊端：一是容易形成垄断，操控猪肉价格；二是冷鲜肉的运输等环节存在一定困难。
建议政府一是将冷鲜肉、分割肉以及生鲜畜产品纳入“生鲜农产品”范畴，享受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优惠；同时，将长距离的跨省的活畜禽调运，从“生鲜农产品”名录删除，大幅降低活畜禽长途运输的调运。二是从对养殖行业的扶持，逐步转向对屠宰行业的扶持，通过屠宰带动养殖行业的总体转型。三是提高活猪运输，特别是跨省境运输的标准，取消一切优惠措施，设置隔离观察期等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大幅增加活猪运输成本，逐步实行区域养殖、区域屠宰。
据了解，吉林省在畜牧业疫病防控方面积极创新，有的放矢。连续3年投资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信息平台建设，2018年继续投资1950万元推动“拱e拱”生猪追溯系统、“鼎e鼎”牛羊追溯系统在全省县以上屠宰企业应用。实现了监管可溯“来源和去向”，消费能查“养殖和屠宰”，生产实现“安全和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