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双方的农产品贸易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额共计241亿美元，其中大豆进口额为140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58%；可以这样认为，大豆贸易是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一个重要支点。
中美贸易摩擦带来大豆进口减少的辨识
2017年，中国进口大豆9553万吨，根据经验数据估计，2018年中国进口大豆会突破1亿吨，很有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05亿吨。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持续，相关行业预测都对中国大豆进口总量进行了下调，综合各方面研判，目前行业内普遍预计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将维持在9500万吨水平，大致与2017 年持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根据大豆进口量在中美贸易摩擦前后的估计变化：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将减少1000万吨。
需要指出的是：（1）减少1000 万吨大豆进口量只是预期最高需求与预期现实需求之间的差额，即预期增量需求的减少，并不涉及进口存量；（2）减少的1000万吨大豆基本来自美国，这就意味着巴西、阿根廷等国将会增加部分出口以填补美国的市场空间；（3）由于贸易成本增加，将会出现一定的市场分割，中国进口大豆价格上涨，南美对华出口大豆价格上涨，美国大豆出口价格下跌，甚至有可能出现北美与南美之间的大豆贸易。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中国大豆预期进口下降1000万吨会导致哪些具体影响，影响深度和广度有没有边界？这一问题不仅在行业内引发了激烈讨论，甚至在全球贸易中都引爆了舆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8月31日报道称“中国很快会后悔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其潜台词是大豆进口减少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畜牧业负面影响将很快会凸显出来。当然这只是美方的一面之词，在中美贸易摩擦背后，有必要对大豆进口减少的问题进行客观评价。对此，笔者从大豆贸易本身出发，在农产品全球贸易视角下，着重分析大豆进口下降的相关影响，并对现有的策略进行讨论。
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格局与形势
1.全球农业生产处于长期过剩阶段，全球农产品贸易仍然是买方市场
根据FAO公布的数据，2000- 2016年间，全球营养不良发生率已经从14.7%下降至11%，营养不良人口从9亿下降到8亿。如果回溯的时间足够长，这一指标下降的幅度会更大。与此同时，全球营养过剩人口却在快速增加，根据FAO数据， 1980-2014年间全球肥胖发生率上升了一倍，2014年全球6亿以上的成年人肥胖。通过数据对比，不难发现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整体在持续优化。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100亿，按照FAO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零饥饿的世界，该目标在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并不是梦想。据此可以判断的是：全球农业生产能力并不存在产能制约。
根据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AMIS）数据库公布的数据，2008- 2018年间，全球谷物库存消费比从24.4%上升到30.9%（如图1所示），谷物供给宽松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期，全球大豆库存消费比也从9.5%上升到11.3%。可以为之提供佐证的是，2008年1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为153.4，而2017年6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为153.1（数据来源：IMF大宗商品价格监测数据）。尽管在此间食品价格指数有过波动，但是整体来看，过去10年间， 全球食品价格中轴并未出现结构性上移。由此可见，全球农产品供给相对宽松，增长需求都可以为生产扩张所满足，这足以说明：全球农业产能长期过剩，生产并未对消费产生自然约束，全球农产品贸易的主导权掌握在买方手中。
2.农产品市场之间竞争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时空资源配置的跨品种竞争
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程度提高，世界范围内的农产品市场不断整合，农产品市场也不再是封闭的孤立市场，农产品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同类产品替代竞争关系。能够观察到的，在2007年前后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引发了所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逻辑机制在于：石油价格上涨带动生物质能源消费增长，从而拉动玉米、甘蔗等生物能源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拉动淀粉、食糖等替代作物价格上涨， 由此推动全球农业资源再分配，使得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源价格上涨， 并最终导致所有农产品价格同步上涨。由此可见，农产品市场不再是传统的单一产品之间的简单竞争， 已经逐步过渡到对时空资源配置的跨品种竞争。
举例来说：（1）2016年国内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之前，由于国内外玉米价差较大，加之进口配额的限制作用，从而导致高粱、大麦等替代品的大量进口；（2）由于食糖国内外价差较大，加之配额限制作用，从而导致国内淀粉糖产量快速增长，2017年国内淀粉糖产量比2016年增长了31%。站在农业产业链角度，以当前的生产技术，不存在完全无法替代的农产品，产品替代会通过价格机制产生作用。
2018年7月我国大豆进口到岸价为每吨3400元，比国产大豆价格低660元。即使对美国大豆加征25% 关税之后，国内大豆进口价格也不可能大幅度上涨，原因在于诸如棕榈、油菜籽等替代品产能较大，特别是油棕，作为木本植物，可以全年采收；如果大豆价格高出一定程度，势必引发大范围的油料和蛋白饲料替代，毕竟全球油脂油料市场是高度整合的。
透过对当前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格局，可以判断：全球农产品供给相对宽松，农产品的竞争已经从简单竞争过渡到跨越时空的资源配置竞争。
3.中国农产品贸易形成了对大豆进口的过度依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由于国内食品消费的增加，对农业资源的需求持续增长。2017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1259亿美元，如果折算成耕地资源大致为12 亿亩，其中进口大豆折合耕地差不多为7亿亩。中国农产品进口呈现出对大豆贸易的过度依赖，这一现象十分不合理。主要原因在于：农产品进口采取差别化管理。目前大豆进口关税最低，种植业产品关税次之，畜产品最高。由此，农产品进口结构呈现出种植业产品偏向， 尤其是大豆偏向。加之近年来国内规模化养殖业跃进带来的饲料需求持续扩张，进一步刺激了种植业产品，特别是大豆的进口，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农产品进口对大豆的过度依赖。
毫无疑问，中国农产品无论采取怎样的组合方式，进口农产品对应的耕地资源总量都不会低于12亿亩。在这样的进口规模下，农产品进口品种单一化对降低贸易成本的作用有限，反倒是因为品种单一化带来的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风险积累。从现象层面来看，在大豆进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并没有对食糖、畜产品走私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也说明了对大豆进口的过度依赖没有解决国内农业资源的总量和结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现有的农产品贸易管理措施进行重新评估。
大豆进口减少的具体影响
1.大豆进口量下降不会减少油脂和蛋白质供应
2017年我国食用植物油总消费量为3500万吨，人均消费25公斤， 整体处于较高的消费水平。按照19%出油率计算，减少1000万吨大豆进口相当于减少190万吨大豆油产量，相当于我国植物油总消费量的5%。根据目前库存情况来看，大豆油库存较为充足，更为重要的是： 植物油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低价格油脂，如棕榈油、大豆油消费量稳中趋降；高价格油脂，如玉米油、葵花籽油消费快速增长。在植物油消费总量扩张的背景下，大豆油产量降低的市场空间会被其他替代植物油填充。具体而言：低价格市场部分会被棕榈油、菜籽油替代，高价格市场部分会被玉米油、葵花籽油等油脂替代，而棕榈油来源为马来西亚和印尼，菜籽油来源主要为加拿大，能够对油脂进口来源进一步分流。
从蛋白质供应来看，可以这样匡算：按照79%出粕率计算，减少1000万吨大豆进口，大致会减少790 万吨豆粕，相当于减少了10%的豆粕，相当于减少了8%的粕类饲料， 将影响到5%的肉类总产出，大致相当于400-500万吨肉类。对于该问题，如前所述，1000万吨大豆进口减少属于增量下降，存量大致不发生变化，意即：根据2018年初估计，2018年全年进口大豆将会突破1 亿吨，由于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 2018全年进口量大致为9300-9500万吨，基本与2017年持平。这也意味着，2018年中国肉类总产量至少不会低于2017年。
进一步地，对于肉类增量而言，损失不会超过5%。原因在于： （1）大豆进口下降推高国内豆粕价格，将促进蛋白饲料替代与低蛋白饲料配方使用。正如2016年之前国内高粱、大麦进口对玉米替代一样，豆粕价格上涨将加速蛋白饲料替代；（2）豆粕价格上涨带动的饲料价格上涨会推动肉类产出结构适度调整。例如，更高饲料经济性的禽肉、草饲牛羊产量会相对提高。通过饲料替代与肉类结构调整将会对肉类增量损失进行适当弥补，经过测算将会弥补200-350万吨增量缺口，即大豆减少1000万吨最终会影响到肉类产量150-200万吨，约占现有总产量的2%，这部分缺口可以通过肉类进口予以弥补。
2.大豆进口量下降不会影响国内产业链格局
目前，相对大豆进口存量规模而言，大豆进口增量下降所占比例并不大，整体上不会影响国内产业链格局。如前所述，大豆进口量下降并不会影响国内油脂和蛋白质供应，因此，也不会对国内种植业、畜禽养殖、饲料加工、油脂加工业产生结构性作用。
对国内种植业来说，2017年国内大豆播种面积为1.19亿亩，总产量1455万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 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有所上升，2018 年较2017年大致增加1000万亩，大约扩大8%的种植面积，因此产量增长约为125万吨，总产量大约提高到1580万吨。相对于进口总量9500万吨而言，国内产出增长相对较小， 不会对国内大豆生产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加之国内外价差仍然较大，即使在对美大豆进口加征25% 的关税条件下，国内大豆价格及其他作物价格存在潜在上涨空间，然而价格上涨带来的盈利提高较为有限，并不足以支撑大豆及相应作物生产积极性的提升。
对国内养殖业而言，在畜牧业规模化的大背景下，技术水平和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投入成本越来越大，规模化养殖企业不可能因为上游原料成本提升而快速退出养殖行业，从而形成国内养殖业的基础产能棘轮。大豆进口成本上涨， 在一定盈利空间内，企业会消化成本；在可控条件下则会促使日粮配方的变化以消化成本，当成本上涨最终无法通过企业消化时，成本上涨势必通过市场传导影响消费价格。意即：大豆进口成本的变化只会改变利润水平，影响消费价格， 但是不会改变产业链结构。同理， 对国内饲料、油脂加工业来说，除非出现新的技术进步，否则上游大豆的增量减少难以改变现有的产业链格局。
3.大豆进口量带来的成本上升， 可能对年末整体物价产生潜在压力
观察最近种植和养殖业走势， 由于畜禽养殖结构性调整，加之周期性因素，生猪养殖业开始重新扩张。但是8月份以来的“非洲猪瘟” 对生猪消费、流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待疫情结束之后，消费需求恢复，在猪价上涨的预期下，生猪养殖的恢复与扩张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2018年8份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12.56元/公斤，比7月份均价上涨10%，而同期玉米价格持平，豆粕价格上涨4%。显然，这一波生猪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被“非洲猪瘟”疫情所平抑，可以预见的是：在本轮疫情结束之后，生猪养殖的扩张与猪肉消费恢复引起的价格上涨将会同期产生，此时上游饲料价格的边际上涨，将会形成多种因素叠加的猪价“暴涨”。
在过去的10年中，可以作为参考的是：2008年，我国猪肉产量下降50万吨，同比大约减产1%，但是全年猪肉平均价格较2007年上涨了25%；2011年我国猪肉产量与2010年基本持平，但是全年猪肉平均价格较2010年上涨了40%。在消费增量不能被有效满足的情况下，由于消费刚性作用，猪肉价格上涨难以有效抑制消费增长，从而导致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考虑到目前生猪养殖扩产预期强烈，待疫情结束之后，猪肉等肉类价格大概率会显著上升。因此，本轮猪肉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洲猪瘟” 疫情的结束时间，最坏的可能性在于：如果疫情在2018年底结束，那么叠加饲料价格上涨与消费周期性因素，将会使得年末整体物价产生较大压力。在这种情形下，饲料价格的波动将会变得十分敏感，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放大，值得引起充分注意和高度重视。
应对大豆进口下降的策略
1.改革农产品贸易管理方式， 缓解结构性进口矛盾
传统意义上，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功能主要着眼于“调节余缺”。自从农产品进出口格局发生重构之后，农产品贸易的功能转变为“保障供给”。从经济角度， 农产品进口主要以进口中间品（投入品）为主，进口消费品处于从属地位。具体表现为最近10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如大豆、高粱、大麦、冻精等进口过度， 下游食品与消费型农产品进口相对不足。这一现象体现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中间饲（草）料等投入型农产品进口，确保下游养殖业的收益， 保障国内的养殖业就业和生产能力。
随着国内环保压力加大，养殖场大型化不可避免，导致饲料需求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投入中间品，例如饲（草）料的进口， 从而形成了在进口来源上对美洲大陆的过度依赖。其根源在于现有的农产品贸易管理方式不够合理，根据赵亮、陶红军、吴秋萍的测算： 现阶段我国种植业产品加权平均关税率为6.2%，而畜牧业产品加权平均关税率为14.7%；其中饲料加工业平均关税率为5%，而屠宰和肉类加工为12%。不仅如此，在种植业产品内部，由于进口关税和配额管理， 导致进口产品过度向大豆集中， 形成了结构性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大豆进口的快速增长是农产品进口管理结构性失衡的集中体现。
针对这一现象，有必要对农产品进口管理方式进行改革：（1）尽快将种植业产品与畜产品关税协调一致，广泛增加消费型农产品（如动物性食品）的进口，相对于农产品进口来源的多元性保障与环境保护的成本，养殖业的中间增值收益的损失能够得到弥补；（2）种植业产品之间的进口关税与进口管理措施协调一致，逐步降低对单一产品的过度依赖。通过农产品进口管理的改革，逐步缓解农产品进口的结构性矛盾。
2.加强农业国际合作，提高全球农业生产能力
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之后，之所以中国相对损失更小，关键因素在于全球农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全球农产品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如果全球农产品供给相对短缺，显然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2011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农产品必然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即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农业资源和农业产出。对中国而言，需要一个整体宽松的农产品供给环境，一个相对廉价的农产品市场条件。从宏观视角来看，有必要通过加强农业国际合作，提高全球农业生产能力。
具体如：（1）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援助与技术输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改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状况，降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依赖。（2）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框架，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合作，间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
3.充分利用国内的农产品市场空间，增强全球农业资源对中国市场的依附
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考虑到中国粮食安全的特殊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做到农业资源“去美国化”。其一为贸易层面的“去美国化”，主要是减少美国农业资源产出的直接或间接利用，例如降低美国生产的大豆、畜产品等大宗产品进口，降低欧洲等国谷饲肉类和杂碎进口，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后， 美国出口受阻的大豆主要去向为欧洲，同样需要控制欧洲来源的肉类进口。其二为技术层面的“去美国化”，目前美国农业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应用包括大田作物的育种、植保、农机等，与中国最为相关的是谷物和油料作物，如大豆、玉米、高粱等，从品种结构来说需要降低大田作物产品进口，逐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有着足够的市场空间，在全球农业产出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农产品进口从中间性农产品过渡到消费性农产品的结构性调整，提高农产品市场建设水平，可以逐步降低对美国农业生产与技术的依赖。具体如， （1）当前国内口粮消费呈现下降趋势，可以顺势而为，调整国内口粮生产，适度进口中南半岛稻米， 进口中亚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小麦，腾出部分国内资源空间进行饲（草）料、油料作物生产，从而将主要进口来源从美洲分散到“一带一路”地区；（2）增加国内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推出包括奶粉在内的农产品期货，增加沿海地区国际水产品交易市场建设，促进全球消费型农产品交易向中国集中等，利用国内农产品与食品消费市场的空间，增强全球农业资源对中国市场的依附。
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思考
1 .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双边农产品贸易成本提高，美国相对损失更大
对美国而言，2018/2019年度大豆预计产量1 . 2 亿吨， 按照CBOT报价3月大豆价格高点接近每吨400美元，而9月大豆报价仅为每吨311美元，每吨价差近90美元，价差损失超过100亿美元。对中国而言，在对美国进口大豆加征25%关税之后，按照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总金额140亿美元匡算，中国支付的成本增长为35亿美元。有观点认为，由于贸易成本提高，进口大豆价格存在上涨；事实是，由于全球大豆市场价格整合， 国内大豆价格也连同美国大豆价格一起下跌，2018年9月，国内大豆期货价格为每吨3587元，不仅低于2018年4月的每吨4122元，更低于2017年9月的每吨3680元的价格，这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国内大豆并未受到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带来的涨价影响。当然，从理论上也可以存在另一种解释，即不加征关税的情况下，国内大豆价格可能更低。从实证角度，大豆价格也有可能受到加征关税带来的抑制作用而降低需求，从而带动全球价格下跌，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在当前条件下考虑中美双方的损失，中国的贸易成本不会高于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即35亿美元的额外关税成本； 而美国大豆因为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可能超过100亿美元，即使这种计算存在对美国损失的高估，但是对比中国进口成本的增长，美方显然损失更大。可以观察到的是：2018 年7月24日，美国农业部宣布向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补贴，希望能够平衡部分农产品贸易损失，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简而言之，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美双方在农产品贸易成本提高，而美国相对损失更大。
2.中美贸易摩擦对农产品贸易策略提出全新挑战
理论上，中国农业生产及贸易按照资源禀赋特征在全球进行农业资源配置，通过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来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保障国内供给。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 产品和来源的集中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正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路径选择，快速增长的大豆进口就是典型。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对这一传统模式提出全新挑战，无论是双边贸易摩擦长期持续还是将来中美贸易恢复正常， 即便是考虑到美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相对损失更大，农产品贸易如何进一步防控风险，确保国内食品供给与市场稳定都值得重新审视。
今年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合作日趋紧密，但是从全球农业资源配置角度，中国农业资源利用重点仍然在美洲大陆。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美洲大陆农业资源丰裕、开发水平较高、产出相对集中， 对中国的农业资源短缺能够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第二，不同的进口管理措施，如关税税率和进口配额，影响了农产品进口结构，从而影响了中国对全球，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资源的配置能力。可以认为：当前中国农产品贸易只是发挥了部分的静态比较优势，并未发挥动态的代际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代际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别贸易也会带来新的分工，改进福祉），即中国农产品贸易已经发挥了部分的空间效率，并未充分发挥时间效率。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贸易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