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巴西暴发非洲猪瘟（ASF）疫情，巴西政府立刻启动了紧急预案，并于第3年颁布了ASF根除计划，1984年巴西宣布ASF无疫。巴西ASF疫情从暴发到根除成功共花费7年时间。与西班牙和葡萄牙ASF疫情持续四十几年的历程相比，巴西的根除计划可以说是最大胆有效的一次根除决策。但由于巴西ASF根除时间较早，可参阅的资料较少，因而缺少巴西成功根除ASF的进程的详细介绍。为此，作者查阅了多方文献，搜集整理了巴西ASF根除计划的历程，以期为我国ASF的防控提供参考。
巴西ASF首发病例的追溯调查及处理
巴西ASF首发病例于1978年5月13日上报到巴西农业、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MAPA）。随后的流行病学追溯调查显示，首发病例农场的动物在1978年4月30日即已开始死亡，至1978年5月13日时该农场存栏的1000多只猪已死亡200多只。该农场离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大约52.24公里，养殖者为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内的一名警察。由于工作的便利和机场较差的生物安全管理，该养殖者可以收集国际航班丢弃的残羹来饲喂他饲养的猪只。这些航班中包括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飞机，而1978年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ASF大肆流行的时期。由于该农场饲养猪只的数量不断增加，养殖者从国际机场获得的残羹已无法满足猪的消耗，所以从1978年4月开始，养殖者开始添加了商品化的配合饲料，这恰恰也是其饲养的猪首次出现临床症状的时间。所以当ASF疫情首次暴发时，养殖者首先怀疑的是新添加的配合饲料受到了污染而导致疫病爆发，同时，该地其他农场的猪感染ASF的初期只表现出轻微的出血症状，并且养殖者采取的针对古典猪瘟的防护措施对ASF的感染也产生了部分抵御作用，以上这些原因都混淆了该病的初次诊断。
1978年5月10日，负责该配合饲料制备的兽医师Dr Filho将该养殖场采集的病料送至巴西农业研究机构进行检测。该研究机构离感染农场大约17.5公里，而且离里约热内卢农村联邦大学（UFRRJ）很近。恰巧的是，在南非具有资深ASF临床经验的Dr Neitz教授正在里约热内卢农村联邦大学UFRRJ进行研究生课程的授课。在获悉当地出现不明疫情后，Dr Neitz教授赶赴农场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断定这是一次ASF爆发。随后他将信息立刻上报到动物卫生机构，以便采取紧急控制措施，这也是巴西官方首次获悉的5月13日这个日期。动物卫生机构在未进行实验室确诊的情况下即对首发农场进行了全面清理，与该病接触的所有牲畜，包括猪、牛、鸡和狗，都被立刻扑杀，所有的种植物都被清除，地面被翻耕一遍，并与生石灰粉碎搅拌。
伴随着首次暴发，第二代ASF病例很快出现。这些暴发点都位于缺乏圈舍或技术薄弱的里约热内卢的郊区或贫民窟内，这些农场都是用从垃圾场搜集的残羹冷滓来饲喂猪。例如，为庆祝其外甥女的婚礼，首发病例的养殖者曾将一些仔猪送给一个烧烤店制作宴席。婚礼过后，这些残羹被送给另一个猪场饲喂，结果这个猪场也暴发了ASF。同时，该烧烤店紧邻连接里约热内卢州和巴西南部城市的高速公路加油站，该加油站常被从南方城市贩运猪来里约热内卢州进行屠宰的卡车司机使用。由于该地区的猪价比卡车司机途径的其他地区的价格都低，所以卡车司机在里约热内卢州完成屠宰返程时一般会从该地区购买些猪只以便到其他地区进行屠宰。在追溯调查中还发现在ASF疫情刚出现后，许多养殖者已经在紧急屠宰自养猪以减少损失。因此，首次暴发点的猪及其产品在紧急扑杀、移动控制之前，已被贩卖到里约热内卢州内的其他11个地区。1978年6月到7月间共有24起疫情暴发，其中18起为ASF阳性。至1978年8月14日，三个月时间ASF已经传播到巴西其他10个州，主要分布在巴西的南部和中部地区。
1978年5月，一名来自北方地区帕拉州的农场主在途径里约热内卢时，听到一些有关猪不明原因高热疫情正在该地流行的报道。自认此次疫情为古典猪瘟，该农场主从里约热内卢州当地购买了古典猪瘟的结晶紫疫苗并在自家养殖场和4个周边养殖场使用（那个时代猪瘟的结晶紫疫苗还是大行其道）。结果使用疫苗后不久，这5个农场都出现了非洲猪瘟ASF典型临床症状。取样调查发现当时结晶紫疫苗的原料都来自死亡动物的样品，而这些样品已经被非洲猪瘟病毒污染。该重大事故由Andrade首次发现。随后同样的调查结果也被FAO和法国的迈松阿尔福实验室证实，这也是该病在巴西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揭示了不同于首发病例的另一种传入途径。
MAPA在首发病例的实验室确诊之后的15天之内（1978年6月15日）以总统令（总统令81.798）启动了ASF紧急状态。参照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该联邦立法文件对政府、军队和辅助组织在紧急阶段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立刻将ASF疫情信息通报周边国家，与巴西有双边动物卫生协议的国家，OIE和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FAO，泛美卫生组织，泛美口蹄疫中心和美洲农业合作协会；
二是禁止感染区和风险区内的猪的自由移动；
三是对感染区内的所有猪只进行扑杀和焚化；
四是对污染的交通工具，建筑和物品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
五是停止展览、牲畜市场或一切动物会发生相互接触的活动；
六是禁止使用残羹饲喂；
七是进行动物卫生教育和培训以提高公众对紧急动物卫生活动的认识；
八是提高ASF疫苗生产技术，采用新的检测标准。进行古典猪瘟疫苗接种，共提供3500万头份疫苗，以加快非洲猪瘟和古典猪瘟的鉴别诊断；
九是对猪场的动物卫生援助给予奖励，对观察到的所有猪病进行通告。
该总统令同时赋予官方和私人兽医在紧急情况下采取任何有必要的动物卫生措施的权利。此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80年的ASF根除计划启动之前。1978年巴西全国共检样511批次，ASF阳性率达40.5%（207批），至1979年时ASF阳性率已经降为8.2%（17/202）。这2年期间一共发生224起ASF疫情，屠宰66966只猪，所有ASF疫情都通过扑杀和焚烧消除。为有效实施紧急措施，农业部联合军队和军事警察共同进行疫情处理。爆发疫情扑灭后，疫点会消毒4个月，然后引入哨兵动物饲喂2个月，只有当一切符合安全要求后才重新补栏。
巴西非洲猪瘟根除计划的进程
1980年11月25日，总统令发布了非洲猪瘟控制计划来根除非洲猪瘟，同时借此有效控制古典猪瘟。该根除计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攻坚阶段（1980年-1984年），巩固阶段（1984年-1986年）和维护阶段（1987年）。在全国执行根除计划的同时，巴西根据国内养殖分布特点，动物及动物产品流动方向，猪肉出口企业密集程度和散播该病的风险程度，又分地域，分区域进行先后根除。首先开始的是南方区域，该区域面积577，723km2，生猪养殖户数量占巴西全国的44.65%，大约存栏15264000只猪，占据了全国猪肉产量的73%。其次是东南区域，最后是其他养殖区域。
攻坚阶段（1980年-1984年）
控制国际航运。对来自风险区域的航班、轮船、邮包进行监督，禁止进口生猪，销毁所有猪肉产品。据统计，1983-1984年共执行6065次没收和销毁处理，共没收或销毁猪肉产品7008公斤。
控制国内生猪移动。用于屠宰或其他目的活猪（如育种、育肥、繁育、展览等），只有在获得动物检疫许可之后才能在各州之间运输，而且只有无传染病的农场或地区才有机会获得检疫许可。进入南方区域的生猪必须在出发地和目的地隔离饲养并进行血清学检测，只有检测合格才能与当地猪群混合饲养。
主动监测。主要对有出血症状和繁殖障碍的猪进行检测。在攻坚阶段共检测样品1364份，其中7份阳性，阳性最晚出现时间为1981年。同时，对屠宰猪场进行抽样检测，对育种猪场进行全群检测，检测数量根据科学公式计算而来。攻坚4年中，共检测288368份血清样品，只在1980年和1981年中发现阳性，共128份（分别占当年0.16%和0.09%）。自1980年开始，对冷冻猪肉也进行检测，
猪瘟疫苗免疫。有计划的对猪群进行猪瘟活苗（中国C株）免疫。根除计划实施的最初3年，共免疫2500万只猪。该项计划的目的不仅在于控制古典猪瘟，更在于帮助鉴别诊断非洲猪瘟。
动物健康教育和人员培训。在根除计划的所有阶段中，人员培训对于提高猪肉行业的兽医、农场主和执业者的认知和参与度都很关键。通过使用多种试听教材和文件，对农场主和猪肉生产商进行培训；编制程序手册以指导兽医如何采样，以及通过张贴画的形式对国际旅行者进行告知。该根除计划全国共培训了719位兽医和4863位助理。
疫情通报系统。建立疫情通报系统以接收所有兽医的疫情报告。对疫情爆发和控制负责的兽医，每月至少去养殖场2次，并对感染动物的追溯调查进行协助。
巩固阶段（1984年-1986年）
在攻坚阶段取得的成果之上，继续推进和改进控制措施，主要包括继续进行流行病学监测，加强鉴别诊断，改善动物疫病统计分析，继续对爆发疫情进行扑杀和移动控制。
维护阶段（1987年）
继续运行猪病监测系统。
由于该根除计划设计科学、执行坚决，巴西境内暴发的所有疫情都被扑灭，自1981年11月已无ASF疫情报道，且血清学监测也全部为阴性。1983年9月9日，巴西南方区域首先宣布ASF无疫。根据OIE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和在ASF风险区域、养殖场和疫病防控所做工作的基础之上，1984年12月5日，巴西重新获得OIE无疫认证。
巴西根除非洲猪瘟的经验与可借鉴之处
巴西官方首先搭建了一个媒体平台以利于各方观点讨论。一开始这反而混淆了大众的方向，因为有太多不同的观点碰撞在一起。但随着巴西国内所有的报纸头条，包括经济和政治类报纸以及农业部分的报纸首页都给予ASF头版讨论，这些全国的公开讨论逐步形成了以关于动物健康和决策制定为主的社会共识。
猪肉及相关产品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消费品，生猪存栏量和消费总量均占世界第一，我国生猪养殖目前正处于小散向规模养殖转型的阶段。虽然大、中型养殖企业不断涌现，但仍有很多家庭养猪场（约占猪肉产量的30%-40%）缺乏生物安全控制意识。同时，我国部分地区存在非洲猪瘟病毒ASFV的传播媒介-钝缘蜱。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存在ASF的高扩散风险，目前最为担心的是，一旦疫源地内的钝缘蜱内定殖，进而循环繁殖并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将对我国猪肉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如果将屠宰补偿，猪肉制品的消费意愿降低以及行业低迷，个体从业者失业等间接损失计算在内，其数额将无法估算。我们知道，巴西ASF疫情暴发后启动紧急预案的2年内，当年花费达到1300万美元（按照1978年汇率换算），这包括屠宰猪补偿的2118，257美元补偿（按照1978年汇率换算），但不包括巴西猪肉制品消费降低的40%对屠宰交易及小生产商退出该行业和2000个养殖者失业的损失。
相比较西班牙和葡萄牙接近40年的ASF疫情历史，巴西的根除计划可以说是最大胆有效的一次根除/净化决策。这个计划的成功可归功于巴西政府的快速果断处理和措施的有效执行，以及民间团体、猪肉农商联合企业会员、兽医和其他来自私人或公益性行业专家的大力参与。
虽然我国国情，畜牧业疫病背景，养殖模式与巴西有所不同，但面对同样一种病原，巴西的成功经验仍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比如其通过大量的宣传和信息交流，巴西的农场主愿意主动上报疫情，农场主和兽医都收到了免费的电话号码以利于他们能尽可能方便的上报疫情。在巴西东南部的圣卡塔琳娜州，75%的疫点是在首个病例后的10天内上报，82%的在14天之内上报。如果农场主主动上报延缓，ASF就可能在官方兽医实施根除/净化措施之前散播出去，进而影响整个根除计划。这说明巴西的农场主在根除/净化计划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国内有志之士给出的防控建议：
1. 建立完善的监测计划和迅捷的预警响应系统；
2. 建立完善的疫情控制体系和强有力的防控技术支撑；
3. 建立严格的动物流动监管体系和动物产品可追溯体系；
4.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措施，一旦发生疫情、严格封锁、扑杀、焚化、消毒（所有可能的污染物、交通工具和设施）；
5. 禁止感染区和风险区内猪只的移动，严防疫情扩散；
6. 对周边进行详细的病原学和流行病学调查；
7. 主动监测、定点监控（屠宰场、冻肉、肉制品厂、交通要道）；
8. 加强公开出版物的建议监管、宣传培训；
9. 提高养猪场生物安全水平，严禁使用潲水喂猪；
10. 避免家猪与野猪接触，防止蜱虫等吸血昆虫的叮咬；
11. 严禁从有ASF疫情的国家或地区进口猪及其产品；
12. 对国际航班、火车、船舶的废弃物和潲水等严格无害化处理。
非洲猪瘟对养猪业的打击具有毁灭性，对付它我们要打一场人民战争
前不久，在郑州的李曼大会上，哈兽研的仇华吉研究员谈到，目前中国多个省市区域接连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坊间传闻不少地方存在着瞒报现象，对疑似病例甚至不做检测，这种“养痈为疽”的现象，可以讲，是为非洲猪瘟的防控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此外一些疫区省份的猪源性饲料成分已经流通到其他非疫区省份，类似情况将成为随时爆炸的炸弹，前不久的新闻，国庆期间日本海关在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火腿肠中，甚至能检测到非洲猪瘟的DNA，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巴西全国净化非洲猪瘟用了7年时间，我们如果没有非常的魄力，以及壮士断腕的勇气，非洲猪瘟的净化时间将遥不可及，中国养猪业将也将暗无天日。
目前国内还没有机构对疫区的野猪和软蜱带毒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一旦野猪或软蜱带毒后，ASFV将不受控制，净化非洲猪瘟也将成为奢望。
当前，生物安全是防控非洲猪瘟的最有效手段，管好人流、物流，强化员工的生物全安全意识与制度落地。检测监察部门加强检疫工作，快速处置，形成规范性的操作流程和处置预案，加强基层家畜检疫等执法部门的培训，才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可能就像2003年对待非典一样，非洲猪瘟将整体提升我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制度落地与处置能力，是对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一次全方位动员与练兵，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必然将更有利于未来我国以经典猪瘟，伪狂犬为首的疾病净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