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京师开封市井间有个名叫牟晖的人走失了一头猪，因猪是自己走失的，并非失窃，到开封府报案时，官府不予受理。牟晖投诉无门，气急败坏的他跑到登闻鼓院敲响了大鼓。于是，丢猪一事立即被紧急上报到御案前。皇帝不怒反喜，特意给宰相赵普下手诏道:“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的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猪最后没有找到，皇帝诏令赐给牟晖1000钱，以补偿他的损失。宋代一匹马的价格在25—50贯之间，那么一匹马可以买25—50头猪，这说明猪价比较便宜。
有文献记载，大文豪苏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是东坡以文滑稽耳”。说的是黄州一带猪肉极其便宜。
到了南宋，猪肉十分畅销，价格也不贵。南宋临安府钱塘人吴自牧《梦粱录》“肉铺”记载过临安每日宰猪的情况：“坝北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这样大的屠宰量，必然是以更大的存栏量为基础的，此时各地纷纷运送活猪至临安的景象也应该十分壮观。从书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南宋临安猪只屠宰的“肉市”和零售的“肉铺”生意都很兴隆。“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对猪肉已经依据各个不同部位和肥瘦区分售卖。而且不到中午，肉、骨均可卖完。书中称：“至饭前，所挂之肉、骨已尽矣。盖人烟稠密，食之者众故也。”临安即今之杭州，宋词中称当时人口已经有几十万人，食肉量大应该可以理解。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宋代的养猪技术比较成熟，市场需求旺盛，从而导致养猪业比较发达。
首先，养猪技术比较成熟。第一，选择良种。就母猪而言，养猪户知道应挑选短喙、毛发疏松无绒毛、身体长、皮肤松弛、耳朵大的母猪。短喙的母猪，性格温顺，有利于繁殖幼仔。母猪所生的仔猪一般会遗传其特征，毛发疏松无绒毛的母猪长得快，此特征和体格高大均易遗传给小猪，而较大的体格，对于以先采取吊架子再育肥的饲养方法来说，是十分合适的。就对刚出生的乳猪饲养而言，除了让其吃母乳外，养猪户还煮小米粥喂养它们，以补充营养。就育肥猪而言，要挑选“乳下者”，所谓乳下者是指那些在共食乳时居下者，这类猪一般是一些体格强壮的小猪，它们因为体格强壮才会争抢到居腹下的位置，即乳汁最为丰富的地方，所以，这些乳下小猪比其他同窝小猪生长得好。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有五头猪，都是腿短喙短、肥胖宽圆的特点，估计这是华南猪，这种猪易成熟，出栏早。第二，圈养和牧养相结合。《清明上河图》中的五头猪，都在旁若无人地在街上闲逛。当时开封北郊有一块荒芜的田园，散布着瓦砾、杂草、灌木丛，一群猪在这里自由放牧。官方会圈养猪，宋朝光禄寺下有一个部门——牛羊司，专门负责圈养生猪，为朝廷祭祀、宴会提供食材。
其次，市场需求旺盛。第一，宋代官民爱吃猪肉。北宋京城东京有一条“杀猪巷”，每天有一万多投生猪涌入城内。除了固定了肉市，还有流动卖猪肉的摊点，“坊巷桥市，皆有肉案”。《清明上河图》中有许多肉铺，其中某个摊点招牌上写着“香肉”，估计是卖卤猪肉的。河南洛阳人张齐贤是历史上最能吃的宰相，他一顿饭要吃好几斤猪肉。北宋阆州新井（今四川南部西南）人蒲宗孟，宋神宗期间官至知州，他家里每天要杀10头猪，10头羊。第二，宋代官府崇尚祭祀。一年下来，各种祭祀多达140多次，每次祭祀均要杀猪做祭品。第三，朝廷经常赏赐生猪给大臣。例如，宰相王旦一次过生日，宋真宗赐给他100多头猪。第四，朝廷常养猪提供猪血辟邪。据《冷斋夜话》记载，一天，宋神宗到后苑散步，草地上居然有群猪。管猪的回答，皇上，大宋开国以来，一直要求养猪。养大了，杀掉，再养。谁也不敢改变这规矩，我也搞不懂为何。宋神宗下令以后不得再养猪。几个月后，卫士抓捕了一个妖人，急需猪血破妖术，但一时找不到活猪。宋神宗这时才明白：还是太祖英明神武，深谋远虑啊。
有基于上述两点原因，宋代养猪业比较发达。例如，京西路河阳县（今河南孟州）养猪不仅多，而且所产猪肉质好，远近闻名，苏轼在陕西凤翔为官时，“闻河阳猪肉至美，使人往致之”。即不远数百里派人往河阳买小猪饲养。宋代出现了许多养猪大户。北宋河南府永宁县（今河南洛宁）一屠夫家，“豢猪数十头”，自养自卖，可视为养猪专业户，也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养殖产业化经营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