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之后，当地的猪肉出口就不受受欢迎了。” 香港城市大学动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院健康一体化中心首席教授德克·法伊弗（Dirk Pfeiffer）在这次论坛主题报告《东南亚和东亚的养猪生产和贸易模式背景下的ASF流行病学》中表示，“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非常积极地控制非洲猪瘟疫情，其原因之一是猪肉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中具有推动作用，因此不容忽视。”
香港城市大学动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院健康一体化中心首席教授 德克·法伊弗（Dirk Pfeiffer）
“多年来，欧洲许多国家一直为此努力。但是，在整个价值链当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找到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有效防控或根除非洲猪瘟病毒。”法伊弗说，“非洲猪瘟病毒就像恐怖分子，它潜入猪群后变得十分‘聪明’，通常很难发现它，因此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抗。”
法伊弗还任伦敦大学皇家兽医学院兽医流行病学教授，研究非洲猪瘟领域已有14年。他分析说，除了蜱虫、饲料之外，如何防控野猪传播ASFv非常重要（上图），必须建立并完善相关的防控机制应对野猪的问题。他还强调，运输车辆和屠宰场是ASFv不可忽视的两大传播途径。
法伊弗认为，ASFv在中国、越南传播特点和防控难度不同于德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这与各自不同的饮食文化有关。
“在欧洲，人们认为鲜肉被感染的风险非常高，消费者普遍不购买鲜肉而是购买冻肉，但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不少民众愿意购买鲜肉而不喜欢购买冻肉。”
法伊弗说，“我在香港市场看到，大妈们去菜市场买猪肉的时候，得用手捏一捏看它软不软，还得细瞧一番看是不是新鲜。我在欧洲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买肉的，这种饮食文化差异非常大。”
不过，他称，这种现象在中国正在发生改变，因为年轻消费群体崛起而转向从超市购买冷冻猪肉。但是，“在越南，一些消费者喜欢花高价买野猪肉，当地一些地方还专门养殖野猪，因为野猪比家猪能卖更高的价格。”法伊弗说，“因为野猪什么都拱，什么都吃。因此，必须要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如，当发现野猪后，怎么样进行报告，怎么样进行捕捉等。”
法伊弗认为，虽然野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见上图），但仍然可以找到一定的方法来应对野猪的问题；但如果让野猪产业单独运作，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越南的年人均猪肉消费（超过30千克）、平均养猪密度均位居全球前列。“越南年人均猪肉消费比中国还多。从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肉类消费趋势报告数据（上图）来看，到2017年，越南年人均猪肉消费将超过37千克，中国年人均猪肉消费量将接近33千克。” 法伊弗预测称，“但是，由于越南、中国发生ASF疫情，估计这一数据会发生一些变化吗，猪肉消费量会趋于平缓甚至下降。”
在法伊弗看来，养猪密度高低亦与ASF防控和根除的难易程度有一定关系。“上图是2015年全球猪密度分布图，颜色越深的区域表示当地养猪密度越高。”法伊弗说，“全球养猪密度分布图看起来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比如说，越南河内的养猪密度如此高，要控制ASFv不容易，要完全根除它显得比较困难。”他还强调，虽然在越南、西班牙、德国、比利时的一些地区养猪密度也比较高，但按照猪只分布的广度来算，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的猪场分布数据我很难找到，特别是不同规模猪场的分布。上图是上周我听到一个中国同事的发言，我当时很惊奇中国有这么多小猪场。”法伊弗说，“2010年，中国不到100头猪的猪场占比达98.44%；201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7.71%。但是，500头以上的猪场占比约0.6%。”
如此多的小规模猪场，各自的养殖水平和生物安全水平不尽相同，它们积极采取生物安全措施，并停止泔水饲喂猪存在诸多难题。“针对泔水喂猪的问题，应该采取有效的行动。”法伊弗表示，“要给猪农提供可行且可替代泔水养猪的其他饲喂方式，而不只是要求不能用泔水喂猪，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他还强调，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制度以及养猪业发展等存在不同，因此应对非洲猪瘟需要采取适合当地的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