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预期中的大豆国际贸易冲击提前到来,成本压力牵动每位养殖人的敏感神经。在国内大豆价格未见明显上涨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上的一些饲料厂商开始纷纷提价,引起家禽业界众议滔滔。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依靠科技创新进一步降本增效,驱动家禽产业更好地实现转型升级,这关系到家禽产业链各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分配和健康发展——从作物种植、饲料生产、疫苗生产到设备制造、家禽养殖、食品加工,甚至商超餐饮及民众消费。
正如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易邦”)董事长杜元钊在接受《国际家禽》杂志采访时表示,如今中国农业正在加快向产业化、规模化以及科技创新方向转变,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强化自身对家禽产业链持续健康发展带来的价值,诸如产业难题突破、技术细节改进、实操程序优化、服务质量提升。
《国际家禽》:目前中国禽病整体流行和发生情况处于怎样的态势?
杜元钊:总体来看,国内家禽疫病防控形势正在向着好的方面转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家禽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水平的发展,业界对生物安全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同时,家禽养殖企业的管理水平逐步提高,更加重视疫病风险与科学防疫。但是,挑战也不容忽视。如今家禽养殖体量越来越大,这样会使得疾病的传播途径增加。从短期来看,国内家禽疫病防控仍然是影响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畜禽疾病防控得到很好解决,那么畜牧业养殖效率至少还会增长15%~20%。
目前我国禽病的流行特点包括:
(1)细菌性疾病呈明显增长趋势:鸡大肠杆菌、鸡传染性鼻炎、坏死性肠类等发病增加,流行面广。(2)蛋传疾病发生面广且危大:2014-2017年滑液囊支原体大面积爆发,给商品鸡带来严重经济损失;2015-2017年I群腺病毒大面积爆发;2017-2018年白血病重新抬头,在某些品种的肉种鸡及商品肉鸡中阳性率非常高,并常伴随肝出血、肝破裂的发生。(3)QX传支流行面广,不同品种禽类感染后表现不同临床症状:白羽肉鸡(三黄鸡)感染QX传支后多表现支气管堵塞,引起高死亡率;小日龄雏鸡感染后引起假母鸡,鸡群到产蛋期无产蛋高峰,有些鸡场出现大批的软皮蛋;产蛋期感染之后,引起产蛋下降20%~30%,且产畸形蛋,蛋清稀薄。
《国际家禽》:鸡传支防疫目前使用的疫苗有Ma5株、M41、4/91株、QX株等许多种,在经典组合免疫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养鸡人怎样选择适合自己养殖场的疫苗?
杜元钊:通过易邦技术检测中心、扬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调查研究,目前国内传支主要流行毒株为QX型。过去我们免疫采取的是M株+4/91的组合,属于异源保护,但这些年来传支发病率逐年增加,提示我们过去免疫方案有待改进。另外以前用鸡传支多价苗,如三价、四价,我们不太提倡,因为多价疫苗会带来风险:一是不同毒株同时在禽只体内复制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与干扰,会导致实际应用效果不如预期;二是由于不同鸡传支病毒基因重组的特性,如果采用多个毒株同时接种,产生新病毒的风险比较大。
《国际家禽》:对于鸡传支防疫的实操环节,有哪些方面需要强调?如接种日龄的把控、不同接种方式的选择等。
杜元钊:目前鸡传支疫苗接种的方式有好几种,考虑到其病毒主要通过上呼吸道感染,建议最好不要用饮水的接种方式,其免疫效果往往不理想。对雏鸡进行鸡传支免疫,建议用气雾种的方式。在实操过程中需要根据养殖环境适当调整气雾的粒度,以满足鸡传支疫苗免疫的要求。鸡日龄越小,雾滴越大,一般1日龄雾滴180~200um。此外,鸡传支疫苗可采用滴鼻滴眼的接种方式,只是需要对鸡只逐个防疫,工作量大,但可以产生局部免疫抗体,其免疫效果比较好。传支灭活苗最好在冻干苗免疫后2~4周再使用,才可能获得好的效果。
《国际家禽》:包括鸡传支免疫在内,家禽一生需要接种10多个病种的疫苗。在您看来,如何优化免疫程序为家禽产业链增值?诸如发病率下降的鸡腺病毒(鸡安卡拉病毒)等疫病的疫苗接种可否取消?
杜元钊:从易邦2017年的家禽监测数据来看,鸡腺病毒的发生率较2016年大幅下降。但是,此病毒对外界环境抵抗力比较强且血清型特别多,在国内肉种鸡、蛋种鸡、三黄鸡养殖场都经常有发生。因此,建议鸡腺病毒疫苗免疫不能去掉,但可根据临床发病情况酌情削减某些程序。
在肉种鸡领域,建议开产前做2次免疫:第1次最好在出生后的10~20天;第2次,也就是20周左右再免疫1次。这样,主要是保护种鸡不会被腺病毒感染,同时也为商品代肉鸡提供了保护。蛋种鸡方面,建议7~20天进行第1次免疫,开产前进行第2次免疫。这样主要是保护蛋鸡在产蛋期间不被腺病毒感染,尤其是避免C-4型鸡腺病毒的感染。对于三黄鸡,建议根据临床发病情况可以做1次,主要是保护不被C-4型鸡腺病毒感染。
事实上,易邦一直致力于免疫程序优化。我们拥有一针多防的联苗工艺与基因工程技术,可简化免疫程序,具有更高的性价比,且针对白羽鸡、蛋鸡、三黄鸡等家禽疫病均有成熟方案。基于这些年的一线调研和家禽疫病监测,易邦提出了“易免无忧”方案,即选择省心、免疫放心、服务贴心、养殖安心。此方案比较系统,可操作性强,能让更多的养禽人从中受益。如我们今年3月发布的“新支法关”(易邦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性关节炎四联灭活疫苗),IBV选择标准毒株M41和流行优势QX-10株联合使用,能对传支起到全面的防控效果。其中,QX-10是通过大量交叉互免中和试验筛选国内主要流行毒株进行传代制备而成,对各血清型的鸡传支均具有良好的保护。
《国际家禽》:易邦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何心得?期望给行业带来哪些价值?
杜元钊:易邦一直注重研发创新。我们现拥有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技术、反向遗传技术、基因修饰技术、活病毒载体疫苗技术四个技术研发平台,每年研发投入在7000万~9000万元之间,占年销售额的9%左右。目前,易邦有禽用疫苗50个、猪苗10个、诊断液12个。其中,禽类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25%。我觉得,易邦这几年在科技创新上能取得长足发展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始终关注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关注用户的需求,关注家禽疫病发生、毒株变化的新特点。易邦优势之一就是在市场的服务、市场的跟踪。以易邦疫苗QX株为例,其与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存在一定差异化,因为未经克隆化的鸡传支疫苗毒株实际上是混合体,既有抗原性好的也有抗原性差的,既有毒力强的也有毒力弱的,如果不能很好地把需要的病毒克隆出来,免疫后往往会引起副反应,甚至引起肾传支病发生。鉴于此,我们对毒株进行了克隆化,鉴定它的抗原性、毒力、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易邦研发的疫苗所选择的毒株更具市场针对性,并将安全性和有效性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免疫效果更佳。
第二,我们坚持自主研发与内引外联相结合的研发模式,与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着力发挥“双核驱动”优势:高校和科研机构一个“核”,可以做上游;易邦自己一个“核”,可以做下游。这样,优势互补,效率提升。这种研发模式发展比较成功,如我们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秀梵教授合作的新城疫VII型就比较有代表性。
第三, 研发合作过程中, 易邦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品牌信誉。研发往往存在风险,需要有风险的投入,而风险和回报成正比关系。研发取得成功的概率越低,其附加值就越高,如果成功概率100%,可能产品开发出来在市场上的赢利点非常低。有的研发并未成功,有的做到一半发现意义不大就会终止,但这当中涉及到由我们承担的费用及风险,我们会按约定承担。
《国际家禽》:刘秀梵院士在分析生物制品企业创新时曾指出:“一切创新都应围绕养殖中所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科技创新,如果不能降低成本,那就是(如同)‘犯罪’!”对此,您怎么看?
杜元钊:我个人的理解是,刘院士讲的“成本”一定是综合的成本,不能看成简单的“用”还是“不用”的问题。在我看来,成本的含义比较广泛,关键在于怎么理解“降低成本”中的“成本”二字。比方说,采用研发成功的新疫苗后,每只蛋鸡年均防疫成本较之前高出1元,但会带来产蛋率提升、死淘率降低、饲料报酬提升,并因此可能多赚10元。
感觉吃亏了,实则不然,这就是风险成本。以此来看,不能简单地把“成本”的概念理解为多花了这份钱。在中国,存在比较务实的情况,就是很多的成本是保险成本。比方说,小孩子打百白破防疫针,而此病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而一旦发生其后果不可承受。家禽的禽流感免疫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在家禽防疫成本方面,可以说是以小搏大,即花很少的钱,但极大地降低了风险发生的概率。通过疫苗免疫把发病风险降低了,我认为这正是价值所在。管用的疫苗才是最廉价的。
本文选自《国际家禽》2018年7/8月第八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