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这句30多年前的广告词据说是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和家人泡脚时想出来的。
彼时，新希望是一个做饲料起家的四川公司、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如今，该集团销售额增长百倍，达千亿级，在海外设立多个区域总部。“我今年66岁，创建新希望35个年头了”，记者面前的刘永好精力充沛，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跟我一起走过来的企业家，有的病了，有的倒下了，有的企业没了，今天还能在中国经济建设一线的确实不多了。”近年来，实体经济压力较大，新希望也看到其中的挑战，“国家经济转型，实体企业必须转型。但真正转好，要有脱几层皮的心态和准备。”刘永好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如是说。
工业走得快，农业走得慢，这是短板，也是机会
环球时报：世界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预测，未来30年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就是农业。但目前，中国农业远未实现现代化，很多年轻人不愿务农，纷纷进城打工。您如何看中国农业和农业企业的前景和挑战?
刘永好：我同意罗杰斯先生的观点。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主旋律，特别在工业制造领域，中国在很多方面位居世界前列，涌现出华为等一流公司。而在农业和食品领域，国际化品牌不多，规模很小，竞争不够激烈。工业走得快，农业走得慢，这是短板，也是机会。中国是最大的农业国家，也是最大的肉、蛋、奶消费国，理应产生大的农业企业。十多年前，我们就提出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客观地说，我们跟世界级企业相比还有差距，但我们一直在一步步推进，今天看，实现这个目标有大大的前景。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愿留在农村?因为城市机会多，发展快。他们觉得在城市能享受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收入较高，这很正常。但是，难道农民朋友只能出去打工吗?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聚焦发展现代农业，近年还提出在一些地方建设特色小镇，特色小镇能实现一二三产业联动。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家园通过特色小镇的建设来美化环境，拥有不低于城市的生活水平。特色小镇还能带动旅游业、休闲产业、养老产业、加工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让农民在当地骄傲地工作和生活，这是中国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新格局。近年也有不少人到农村创业。我认为，未来中国农村仍然是发展的热点。
环球时报：您曾担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去年还联合雷军创办互联网银行，为何两度跨界参与金融市场?
刘永好：1994年我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我对民营企业做了调研，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几乎不给民营企业贷款。那时，民营企业规模很小，银行都实行“二八定律”，就是贷给那些20%的大企业，拉动国家80%的经济发展。于是，我提出一个命题：民营企业应得到基本的生存权，融资、贷款就是生存权之一。我建议组建一个由工商联牵头、民营企业投资的民营银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1996年，中国民生银行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由民营企业组建的银行，成了中国银行业的试验田。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商业模式发生很大变化，涌现了很多创业者。但主流银行对小微企业支持比较少，阿里网商银行和腾讯的微众银行等互联网银行顺势而生。去年年底，新希望集团和小米的雷军、红旗连锁等共同发起筹建新网银行，更多做80%的长尾客户，为广大白领、农民、初创企业等提供资金支持，争取做成普惠的金融企业。雷军提出了“飞猪理论”，就是在互联网的风口上，猪都要被吹上天。我们就是养猪的，看他能不能把我们合作的银行也吹上天。一个传统企业能两次走在金融创新变革的前沿，这是我感到骄傲的。
互联网金融不能扼杀，但要严管理、强监管
环球时报：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近年来“野蛮生长”，出现了骗贷、跑路等不法行为，给这一新兴产业蒙上了阴影，应如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
刘永好：据说全国有5000多家P2P公司，一年有上万亿资金服务市场。虽然有人说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但它培育了市场，证明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传统金融不能覆盖的，有巨大市场。同时，也出现灰色地带，一些不法分子通过P2P平台进行非法集资、骗贷。如果任由这样下去，互联网金融这个本来非常好的创新金融格局就将被破坏。希望监管部门不要扼杀或取缔互联网金融，这是大格局、大势所趋，时代步伐不可停止。同时应进行严管理、强监管。它毕竟关系到众多老百姓的钱财，关系到经济的安全。现在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要求从事P2P的企业必须满足相关条件，这种做法很好，为那些受强监管、风险管控能力和资金实力更强的互联网银行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前段时间热议的中国企业税费负担重的问题?近年来，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较大压力，企业的转型升级难在哪?
刘永好：中国的税费相对较高，很多企业都有感觉，但为什么前几年对这个问题反映的少，最近多了?因为前几年实体企业利润空间较大，市场供不应求，税费高点没什么问题。但这几年，实体经济面临很大压力。一方面，竞争激烈，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企业成本如用工成本每年在提高，造成利润下降，显得企业税费高了，一些企业甚至税费高过利润。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思考，为什么尽管实体经济压力较大，美的等企业仍然做得很好?我个人认为，不是实体经济行不行，而是你我自身行不行。国家经济转型，实体企业必须转型。很多传统制造企业，用压成本、扩规模的老办法，但产品没转型仍然不行。转型难就难在整个体系都要变，包括产业格局、制度、人才等。真正转好，要有脱几层皮的心态和准备。新希望也面临转型的问题，我们提出用年轻干部促进转型升级，还组建了一些产业基金，在旅游、文化、医疗等几个领域做投资，看看是否能有新的格局。或许过几年，这个坎儿过了，很多企业会有新的发展。
建议召开全国先进企业家表彰大会
环球时报：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观念中，商排在最后。今天，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达到中国历史最高，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一些富人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您对财富有安全感吗?
刘永好：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最低，现在跟历史比，商人地位和作用在逐步提升，这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表现，相信今后还会提升，当然我指的是遵纪守法的商人。1993年，我作为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很高兴也很骄傲。那时我发言的主题是《私营企业有希望》。20多年来，当选两会代表、委员的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中国民营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年两会，我都会谈民营企业的权益保护问题，希望国家出台政策，像保护国有财产一样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去年11月，中央颁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正是我们盼了20多年的文件，对民营企业家是极大的鼓励。
环球时报：有报道称，近年中国的民间投资增速减缓，这和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有关吗?
刘永好：近两年来，中国民间投资的增速在减慢。为什么?我做了一些调研，结果显示，一是因为企业转型带来很多困难和压力，二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心里还有顾虑、有担心。尽管国家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但媒体对企业家群体负面案例的报道还是蛮多的。这就容易让人们产生一个误解：是不是民营企业都不够规范，都是奸商?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的信心。确实有一些出问题的企业家，媒体要揭露他们，批评他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远远不会达到10%，对于90%以上的好企业家，应该给予鼓励和正面报道。所以，我今年在两会上也建议，国家能否在肯定、帮助企业家群体方面做一些事，比如，像每年召开全国科技大会、评选劳动模范那样，召开全国先进企业家表彰大会，评出一二三等奖，肯定他们在扶贫、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给企业家一个信心，传递一个信号。
企业家群体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关键少数，他们通过勤奋和努力，对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拉动投资，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何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规范他们，在规范、合法的基础上发挥他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企业家要提升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这样才能对得起社会对我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