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孙儒泳，因病于2020年2月1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孙儒泳，1927年6月生，浙江宁波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获苏联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常年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共16种，所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获第二届高校教材评审全国优秀奖和1992年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他以8个季节的实验资料，证明地理上相距仅110公里的两个种群间存在着静止代谢率的地理变异，从而为兽类提供了地理物种形成假说的生理生态学证据;同时，提出了地理变异季节相的新概念。
他曾评价自己“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优势只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乱世动荡中的求学岁月
1927年6月12日，孙儒泳先生出生在浙江宁波江北岸槐树路余姚江边一个叫“浮石亭”的地方。他父亲年青时在上海当帐房先生，他的母亲是宁波城里白衣巷徐芝章先生家的大女儿。
1933年孙先生七岁，最初进的是杨家边的杨家学堂，一个离家近、学费又不贵的学堂。小学时期的孙先生很调皮，一有机会就到田野、水边玩耍，不肯好好读书，一二年级是及格分数，三年级到了非留级不可的地步，后来孙先生只好转学来到教会办的崇信小学重读三年级。但因祸得福的是，崇信小学师资强，设备好，课也上得有趣，孙先生终于读出了一点点滋昧，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他的儿童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和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受家庭的影响，他还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学习。“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寇步步进逼，国势险若累卵。学校有爱国情怀的老师经常结合形势授课，教育学生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尤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崇信小学周会上老师次次都讲抗战形势。随着年龄的增大，孙先生也渐渐懂得了什么叫国难深重。
1940年9月，他考入了县私立三一中学。但入学不久，日本731部队于10月27日向宁波闹市区投下了细菌炸弹，鼠疫突然爆发，短短十几天死了100多人，5 000平方米疫区内137间房屋被忍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的“鼠疫场”，整个宁波城哭声连天。
1940年开明街鼠疫
这件事对年幼的他刺激极大。仅仅过了半年，1941年4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宁波，三一中学被迫解散，孙先生还是依旧坚持看书。1942年9月，他考取了在沦陷中创办的宁波高中师范学校，在读高中师范的时候，有三门课对他的影响最大：生物、音乐和体育。生物老师对课程教得扎实、讲解深入浅出，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这些都对他后来从事生物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孙先生今天见了乐谱就能演唱、打开钢琴就能弹奏自己喜爱的中外名曲的音乐素养也是得益于当年音乐老师的训练。
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1947年在他考大学的时候，无奈放弃了自己酷爱的音乐，而报考了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免费的北平师范大学。由于自己当时的兴趣，选择了生物系。也就是这种选择，使他走向了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科学之路。在这期间，逐渐奠定了他以后专攻动物学的专业思想。
1951年，孙先生提前半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助教。
1954年，孙先生被保送到前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研究生，师从动物生态学家纳乌莫夫(HAYMOB)教授。
1958年，孙儒泳获得前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副教授(1978年晋升)、教授(1984年晋升)、博士生导师(1986年被聘)、生物系副主任、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留学期间使他最难忘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来到莫斯科大学看望留学生和实习生，给他们讲了那段后来广为流传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讲话。还有一件是两次的野外考察，一次是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鼠疫研究进行科研考察，另一次是考察高鼻羚羊在里海西北部的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分布和数量，这些经历为他回国后参加自然疫源地的调查和啮齿动物的种群生态学研究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1965年下半年孙先生被下派到山西武乡县涌泉公社白沟村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第二年回到北京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形势下，当时只有39岁的他也被勒令不准离开学校，不准跟随革命群众外出串联。后来，生物系根据军宣队指示办起了土霉素工厂，孙先生被分配去工厂劳动。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
1993年，孙儒泳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卓越的科研成就
孙儒泳先生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四十多年，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共16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他独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获第二届高校教材评审全国优秀奖和1992年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他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十六项科研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六项、并于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以8个季节的实验资料，证明地理上相距仅110公里的两个种群间存在着静止代谢率的地理变异，它平行地出现于两种小啮齿类，生活在草甸中的普通田鼠和森林中的欧鼠，从而为兽类提供了地理物种形成假说的生理生态学证据;同时，提出了地理变异季节相的新概念。他研究长爪沙鼠代谢率随环境温度变化，发现静止代谢率与平均每日代谢率的变化率不同，提出以20 °C下ADMR为主要参数的weiner日能量收支(DEB)模型应予以修正.他提出恒温动物的恒温能力的一个新指数，在应用上优于Ricklef指数。他发现晚成性根田鼠的体温调节能力的胎后发育呈”S“型，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乐为人师的孙先生
孙先生曾为本科生讲授动物生态学、脊椎动物学、生物统计学等课程;为硕士研究生开设动物生理生态学、高级生态学及兽类学课程，对中国高等学校动物生态学教学做出重大而较全面的贡献。 孙儒泳非常关心国内外生态学科的发展，不断搜集新资料补充丰富教材。他编著的90万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一书，内容极为丰富、新颖，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是一本难得的好教材，引起国内外同行注目，为国内不少大学选用为动物生态学教本，并为台湾中国时报组织专家评选推荐为十本大陆书之一。
孙儒泳先生指导研究生
孙儒泳先后培养硕士生13名，博士生10名，进修教师5名，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各1名。在这些人才中，有些已破格提升为教授、副教授、研究所副所长。有4名硕士毕业后又去美英攻读博士学位。
孙先生经常鼓励学生一定要敢于超过老师，他认为导师的作用只是指导和引路，能不能成为一名好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研究生自己的努力。作为研究生，理应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要超过导师，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有发展和创新。
孙儒泳先生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也是我国动物兽类生理生态学的奠基人。孙先生早年历经艰辛，长成于乱世动荡之中;青年时奋力追求真理，学成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先生倾心教育，着力躬耕五十秋，寸心皆为桃李谋，对我国高校动物生态学教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投身科研，不畏艰难、潜心追求，长期奔走野外科考一线，在显微镜下谱写了生态学不朽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的生态学事业，德艺双馨，一生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