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3日早上7点刚过，我正开车来研究所的路上，接到张先生女儿张若渝给我电话说：“我爸不行了，医疗设备都已经撤了……”。我立马感觉到晴天霹雳，不敢相信。就在昨天下午，所领导、家属和部分弟子还在一起讨论张先生的后续疗养计划，大家都很轻松地聊着基本目标要给先生保到100岁啊！到办公室后，我迫不及待地联系张先生的主治医师石大夫，还是得到了最不想要的结果：恩师已于早晨6时30分悄然地离开了我们！近些年，先生常说：“我现在对你们是帮忙而不添乱”。此刻回想，先生即使驾鹤远去，也尽量不打扰大家！
我与先生的师生缘分始于博士生入学考试。2003年3月我参加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后一直没敢跟报考的导师——张子仪院士联系。那时候，我想院士都是“学术大牛、万人仰慕”，想报考他的人太多了，一切随缘吧。后来接到刘素琴老师电话通知因北京非典疫情，我们那一年的复试采取电话面试。我记得那天是下午3点多，拨通了先生的电话，另一端传来了一个中气十足，洪亮的声音。先生首先跟我说：“因非典疫情，让我们以这样特殊的方式面试，希望你能理解”。听我介绍是湖南人，跟我说：“我多年前在湘潭县干过万头猪场，跟湖南人合作得很好，你们那边的人能吃苦，能霸蛮（方言，坚持的意思）”。顿时，我都忘了复试的紧张氛围。先生随后跟我聊对饲料资源、规模化养殖、稀土元素等问题的看法。那时我懂的东西不多，只知道先生表达了很多与我从书本上看到不一样的观点，但听后让我觉得事情的本质就如先生所说，有一种悟透了的感觉。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后，明白了他对待后学都是满怀热情、毫无保留地精准滴灌。正如先生自诩 “老骥伏枥，小车不倒只管推”。
来研究院入学后我第一次去博士楼与先生见面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开门迎接我的正是我的这位恩师。尽管那时他已78岁，但我感觉这不是一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茶水以待，落座后先生主要跟我讨论我博士论文想做什么课题。他说：“我这一辈子干的大都是“半拉子”工程。我能懂、能指导的也就两方面：在饲料营养价值评定，我一直认为通过模拟消化技术是可以实现对生物学效价的快速估测。从你大师兄卢福庄开始，我们做过用猪小肠液法估测饲料的消化能，但在后面推广的时候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干这一块工作很累，长期与屎尿打交道，发文章的影响因子还不高……。另一个方向是在动物应激预警，从杨琳、林海到陶秀萍做了很多工作。我一直设想，能不能像测血糖似的，用手持式检测器和配套检测试纸，通过一滴血就可以知道动物处于哪一类应激，到哪个阶段了？如果你想选其他的方向，我确实不懂，可以请其他老师帮忙带你。”我跟先生说：“我想做饲料营养价值评定方面的研究，并很看好这个领域”。先生听了我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笑着说：“先要让你上贼船，再让你着迷，最后要发狂，这样才能做好科研。让一个人干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是不可能干好的。”现在细品先生说过的这些话，都是大道至简！
我的博士论文是《用酶法评定鸭饲料代谢能的方法学研究》。两年半的研究工作，先生都与我一起并肩作战。研究之初，先生就说：“我们的研究方案既不是听我的，也不是听你的，我们可以争辩得脸红脖子粗，谁的理由充分就听谁的”。先生遵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处世原则，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上，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很多得到了先生的肯定。后来先生也说“有些你弄的我也搞不懂了，你让我也学到了很多，可谓教学相长”。感恩先生成就了我们最美妙的师生关系。我博士论文的第一个任务是要获得鸭体内的消化参数。因此，获取食糜的手段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查阅文献发现，在家禽体内消化条件的研究上，都是采用屠宰取食糜的方法。先生提出了屠宰法只能获得动物一个瞬时消化条件数据，以偏概全。是否可以在肠道安装套管活体采集食糜，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消化生理信息。当时我还只见过在猪、牛、羊等动物上安装肠道套管，未曾听说过在家禽肠道上安装套管。但我还是欣然接受先生提出的这个挑战。那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而是与先生一起经历了4代套管样式和尺寸的优化，循环地安装套管-看食糜采集效果。历时6个月终于达到了在鸭术后的成活率、食糜流量双满意的效果。第一个“拦路虎”让我面临了延期毕业的压力，但也经历了从无到有收获。事后先生风趣地说：“贼心不死，才能见个明白”。在后续的4个试验中，先生即便是再忙只要是我提出与他讨论研究方案、汇报数据，他都是毫不犹豫、满腔热情地为我答惑。每次我带着疑雾去见先生，出来后总感觉到柳暗花明，满血复活。先生用他深厚的国学功底融入动物营养学，把我的疑惑讲解得很透。同时，从他的眼神和举止，我都感受到了他对科学问题的探索无比坚韧、永不言弃。现在每当我在科研上遇到困惑的时候，油然而生地就会想起先生的这种科学家精神，他是我信念的灯塔！经过我们师生三年的共同努力，毕业典礼仪式上先生亲自为我拨穗正冠！悄悄地告诫我：精于物者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你博士论文做的是前者，今后你要学会做后者。现在回想，先生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我的科研思维。
临近毕业时，先生盛邀我留所工作。他说：“我知道你这个年龄阶段现在面临“五子”问题，但你看我这些都用不着了。你到我这个年纪再看一看你这一生为我们这个行业做了点什么？”先生这样一句大道至简的话让人无法拒绝，这样我有幸继续在先生身边聆听教诲。工作后，我在博士论文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开展仿生消化技术的研究。先生用血糖仪的案例跟我探讨，是否可以发明一套全自动的仿生消化系统，这样就可以实现整个模拟消化方法的标准化，才能真正走向行业应用。科学不应该只是阳春白雪，更应该是下里巴人。接着，我们设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模拟消化器及配套的全自动控制流程。从自己手工创制第一代单胃动物仿生消化系统到批量化生产第二、三代全自动系统，从发明鸭、鸡、猪的各种仿生消化方法，再到建立纯化消化酶的批量生产技术，先生也从不遗余力的参与到多听少断再到“我现在是帮忙而不添乱”。先生经常拿着一块他写有戒骄戒躁的石刻告诫我：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由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组成。是你在机械、电子技术和自动化的知识与动物营养学结合起来，把我这么多年一直想做的仿生消化系统实现了。但我们还应该从“砝码原理”、“参考系标样”、“三条线”的角度把它做得更准，从精于道者兼物物的角度去解决科学问题。先生这种严谨、永不止步的科学态度，一直是我心中的丰碑！
先生于我亦师亦友，情同父子，是他重塑了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科研思维。他胸怀国之大者，一心躬身为国，仁韧相济，厚以待人，海纳百川，不遗余力启迪后学。先生的风骨就是我信念的灯塔！
